「過去」的異國化
──從新舊版台灣高中國學概要、中國文化史教科書談起
摘要：
西諺云：“The past is like a foreign country.”過去的學人以中國文化的傳承者自居，教科書的文本也從未質疑過自己的身份，它就是在介紹「我們自己」的東西。然則二十世紀末期以來，由於政治上分離的形勢與史學上後現代的思潮，當代台灣的學人意識到了自身與傳統的隔閡，於是教科書也便肯認了這隔閡， 從而採取了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在一定距離外，不那麼把自己當成同樣的中國人地來講中國的學術文化。或許，我們可以將此情形稱為「過去的異國化」。然則，如此冷靜客觀地將歷史知識化，在更能把事情講清楚的同時，是否也喪失了「與過去一體」的傳統精神，而反在「感受」上，讓學子疏遠了歷史文化？
關鍵字：台灣 教科書 中國文化史 國學概要 一綱多本
民國九十一學年度，也就是2002年9月開始，台灣中學教科書進入「一綱多本」時代，廢止舊日由國立編繹館編寫頒發的「統編本」，開放民間按照教育部頒課程標準編寫教科書，再經審定出版使用。時至今日，高中教科書市場上共有南一、三民、康熙、龍騰、正中、遠東等數家。
新制的構想，是促進「百家爭鳴」，推展多元價值，將教科書從國家意識型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然而在實施中，由於編者水準不一，教學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 以及大考命題範圍的不確定，造成了許多師生莫衷一是的困擾；在促進「百家爭鳴」上面，也多有編者、論者以為，政治力量依然控制著「一綱」與編審過程，使違反審查委員之意識型態的課本無法出版、或遭強迫修改。[1]
在這意識型態的爭議中，最常引起學界爭議及社會矚目的，是歷史與國文科。在歷史科，自認或被認為傳統派、泛藍和「統派」的指責民進黨政府搞「去中國化」，意圖割裂歷史記憶，斷絕學子對中國傳統的認識與認同；自認或被認為後現代派、泛綠或「本土派」亦抨擊曰「舊學閥」依然佔據著位子，以「大中國主義」阻撓著新觀念的發展與思想的解放。[2]在國文科，則有文言文、白話文的比例爭議，即傳統與現代的輕重爭執。
我於2001年高中畢業，經由末屆聯考（大學聯合招生考試，後改名為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實質未變）考進台大歷史系，是倒數第二屆「統編本」的使用者。新制實施以來，我也不時參與相關討論，然我所關注者，並不在爭議中的意識型態對立；我選擇的是一種務實的態度，面向每一個以前或現在的學生，討論新教材有哪些確實的進步，而我們能如何更好地掌握這些學科，建立對歷史文化的認識與觀念，超越當前的政治紛爭而接近真理、真相。
2007年10月，在林穎曾女士北京住處，我偶然見到了她父親林尹（景伊）先生初版於1953年的著作《中國學術思想大綱》，展讀一遍，大感親切，覺得內容和我高中時所讀《中國文化史》、《國學概要》課本的理路極其相似。原來，林尹曾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主任，且於師大國文系創系初期主導學術方向，在教育界影響極大；那麼，中學教科書依其所學而編，也很合理。
為《中國學術思想大綱》作序者，也是大名鼎鼎的學者潘重規先生。其序曰：
......林君為民初國學大師林損（公鐸）先生之姪，既承家學，復師事蘄春黃侃（季剛）先生，得其真傳；且嘗親聞餘杭章炳麟（太炎）先生之緒論。為學自文字訓詁入手，尤明音韻之理；博通經史，兼及諸子，於周易老莊，最有獨到之功。至於佛學，則由成實俱舍，以至法相空宗，莫不深明洞澈，洽而能精。......[3]
《中國學術思想大綱》封面題字為林尹自署；當時在旁邊還有一冊章太炎的《國學略說》，也是林尹題的字。當下，思及章氏辦「國學講習會」、整理國故之故事，我有了一個想法：或許，在某種意義上，1949年後在臺灣教育體系下生長的我們，都是章太炎的徒子徒孫！
雖然黨國思想閹割了學術精神，升學主義僵化了教學內容，多數學生在課堂內不能明達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義，聯考過後也通常就從此將課本拋諸腦後；然則，如果他們爾後不再接觸相關知識，那麼中學課本，就是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認識的來源。因此，從章、黃到林尹再到其遍布於各級學校的弟子，他們所傳承下來的中華文化道統及其思維、情感，透過師範體系與教科書，在台灣延續了下來；無論你認不認同，在2002年一綱多本新制實施以前，我們對於國學，應可說有共同的對話基礎。然而，以後呢？
如今在新制下讀新教材出來的學生，與以前讀舊教材出來的，是否將有代溝？答案應是肯定的。然而，即使同是現在的學生，所讀版本不同，老師所承的學統不同（現在中學教師不必出身師範體系，只要在大學修過教育學程，通過資格考試即可任教），是否也就將缺少了「共同的對話基礎」？
還有更大的問題：教科書開放以後，雖然進一步推展了多元思想，破除了舊日對傳統的獨尊，但是否也使得「綱常」不再存於人心，而讓廣大教師、學生在價值觀上莫衷一是，乃至在多元的大旗下，迷妄或便佞地執一即以自是？我的高中國文老師陳芳惠女士，便表示有這種感覺。
懷著這樣的問題意識，我於2008年1月前往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查閱了新舊版的《國學概要》與《中國文化史》 教科書。此二者皆社會組（文組）選修科目，前者高二上下學期，每週二小時；後者高三上下學期，每週三小時，新舊制皆然。之所以將考察重點放在這兩科而非歷史、國文，是因為這兩科內容較「硬」，較專門、深入而針對傳統學術，因而更適合思想史、教育史的比較研究。新制教科書的編者中，不乏傑出的著名教授，而他們的；我相信他們定能超越「大中國」或「去中國」的煙霧，為中國作出更適合當代的講述。
考察的結果是令人欣慰的，但也未可全然樂觀。
請先比較統編本與龍騰版《中國文化史》卷首「編輯大意」的異同。統編本：
三、本書內容以揭示中國文化之真諦為主旨，舉凡先聖先賢所創之思想，增闢之學術，發明之技藝，及其所表現之優美精神、理想生活，皆據實詳言。
龍騰本：
七、本書內容之設計，主要為了提升學生學習歷史所能得到的能力，學生歷史思維能力有所提升，其視野與胸襟亦能有所擴展。學生之知識與修養俱有長進，方能從寬廣的角度思索中國文化在世界歷史文化中的地位。
這是新舊教材最大的不同之處。舊教材是先入為主地肯定「先聖先賢」及精神、生活之優美、理想，其用意偏於灌輸；新教材則袪除了這許多預設的前提，盡量站在比較客觀的立場上作整理介紹的功夫，把價值判斷與認同選擇留給學生，其用意偏於啟發。以史學觀點而言，這的確是一種進步：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編者能站在一定距離之外把事情講清楚，學生比較容易接受課文敘述的引導。
西諺有云：“The past is like a foreign country”，過去的中國學人卻不此想。他們以中國文化的傳承者自居，以為「過去」和自己的性命是一體的，教科書的文本也從未質疑過自己的身份，而就是在介紹「我們自己」的東西，擔負著傳承這種認同的任務。現在的學人，則由於政治上分離的形勢與史學上包括後現代的種種新思潮，意識到了自身與傳統的隔閡，而教科書也便肯認了這隔閡，從而採取了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在一定距離外，不那麼把自己當成同樣的中國人地來講中國的學術文化。或許，我們可以將此情形稱為「過去的異國化」。
我們再看新舊版《國學概要》第一章緒論的異同。
統編本敘述了國學一詞的由來，提到了章炳麟、劉師培的國學講習會、國學保存會，而給它下了定義：「國學是屬於我們中國舊有的語言、文字、思想、理論、生活、經驗、山川品物，以及情志的抒寫、事實的考訂等；作條理的記敘，作分析論述。綜合各項，成為我國的學術。」（頁3）在這段不甚流暢的文字後，課文再分就語言、文字乃至分析論述等各項作說明，篇幅達四頁。
龍騰本（台大中文系教授何寄澎、李隆獻主編）第一篇「國學的基本認識」第一章「國學」的意義，則只有短短一頁兩段：
所謂國學，即「中國學術」的簡稱。就目前實際的指涉而言，它側重於「傳統的」中國學術；就未來的發展而言，各國學術如果涵融轉化而中國化，自然也可能成為「國學」的新內涵，它的意義因此是具有開展性的。
「國學」一名，起於清末。當時歐西文化傳入中國，對此西方傳來的學術，稱為「西學」；相對則稱中國固有學術為「中學」......後章炳麟著《國故論衡》，以「國故」稱中國固有學術；劉師培撰《國學發微》，以「國學」代「國故」。此後「國學」一詞漸獲普遍沿用，至今則已成為國人對傳統學術的通稱。（頁2）
相對於統編本的煩瑣，龍騰本簡潔得多，且特別提出了國學的開展性，當代意圖昭然。然而，統編本的不憚煩瑣，也顯示出一種生怕你不能體會的苦口婆心；當然我做學生時只會一眼掃過便算，老師講時也是一筆帶過。然而，此刻超脫了考試與教學目的來作文本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許多有意思的情感，即使它可能無效。這時，就可帶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如果你具有那樣的情感與意圖，你要如何才能有效地傳達它、使人接受？
在此，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新舊版課本講清代經學的部份。經學是國學中最講源流者，對清代經學流變的，尤能顯示學者對近現代思想史的見解。
統編本《國學概要》第九章「經學的流變」，第四節「清代的經學」：
今文經學，衰微已久，到清朝又復起。今文之學，起自常州，莊存與博通諸經，而喜治公羊之學，作《春秋正辭》，但仍雜治古文。莊氏姪莊述祖遍治群經，撰《夏少正經傳考釋古文甲乙編》......述祖之二甥劉逢祿及宋翔鳳，都傳其學......劉氏弟子有龔自珍，宋氏弟子有戴望......魏源與龔自珍友善，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皮錫瑞作《經學論通》。而粵人康有為作《新學偽經考》，力貶古文。以公羊之學倡變法維新......其理想與今世所謂世界主義相近，而實與經學無關。
經今古文之爭，由鄭玄混一今古文以後，已趨平靜。而清代漢學復興，今古文又形分立，門戶之見甚深。民國以來，治經學者已有時代觀點，門戶之見已漸淡薄，而不似以往的重視家法了。
龍騰本《國學概要》第三篇「經學概說」，第三章「經學簡史」，第四節「清代與民初的經學」：
清代公羊學真正發生影響，由常州莊存與開端。莊存與兼研今古文學，說經不談名物訓詁，而專求「微言大義」，和吳、皖兩派的治學途徑不同。莊氏的學術面貌所反映的，一方面是不滿足於東漢古文學而更向前代探求，二方面是經學家改造社會的一種探求。
受到莊存與的影響，莊氏族子莊述祖、外孫劉逢祿、長洲宋翔鳳都研究今文學，號稱常州學派......將常州學派發揚光大引起社會重視矚目的，要推龔自珍與魏源，二人都受學於劉逢祿......龔自珍研究蒙古史地，提倡民主思想；魏源著《海國圖志》、《皇朝經世文編》，都針對當時國內外種種政治現實問題而發。......
民國以來的經學，最大的轉變是企圖恢復經書的本來面目，將經書視為古代歷史的原始資料。在這一點上，清末的今文學與古文學者，扮演了同樣的催化角色。......（提到顧頡剛開展的古史辨運動；今文經學講託古改制，視孔子為哲學家、政治家；古文派視孔子為史學家；王國維二重證據法，開啟以考古說經的新學風。）
展望未來，經學能否有新的進展，端看學者是否重視、是否努力，正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統編本談到莊存與等學者，又是《春秋正辭》，又是什麼《夏少正經傳考釋古文甲乙編》，我完全不記得我以前讀過這一段，大小考試也從未考過（誰出這種題目肯定挨罵）。這種課文令人想到大學課堂裡某些教授，張口即是某人某事某書；或許對他們來說，這些都是很熟悉且重要而不提不甘心的，其意義就像詩詞典故一樣，一提即能浮現腦海。但學生在下面就要一頭霧水了。相形之下，龍騰本的寫法聰明得多，不提冷僻的書名，而以簡介其學術思想脈絡為務。
及至末段，統編本提到清代學者門戶之見甚深，但什麼是「門戶之見」，「家法」又是怎麼一回事？沒講，可能編者以為無須多講，但這些對今人其實已非常識。民國以來治經學者的「時代觀點」又是什麼？也沒多講，其原因尚待考察，我能感覺到的，是編者對民國經學似乎有相當複雜的情感。重點是，統編本沒把這個結尾講清楚，文氣軟弱乏力；新教材編者講得比較清楚了，結尾更在中庸沉穩中寄託有積極的期望。
由此觀之，新教材之優秀者（龍騰本是我讀過寫得最好的），似比前人更能在當代繼承傳統、介紹傳統；他們沒有老一輩在政治或情感上的糾葛，但同樣傳承著大師學風，可以說相當理想了。
但，凡事有得必有失；如此冷靜客觀而只帶淡淡溫情的課本，會不會也少了些什麼？且看統編本《中國文化史》上冊，課文在第七章「知識份子的興起與發展」提出了「道尊於勢」：
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種立志求「道」，並以「道」自任的偉大精神，正是數千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共同信念。(頁124)
課文明顯要把「以道自任」的精神傳給學生，這種情感在舊教材中比比皆是。當然它會造成一部份的誇大與遮蔽，此類宣傳口吻也不是史學的態度，但是，這種情感、信念與精神，的確是許多老一輩學者共有的，而且遺風猶存；教材承載了這種情感，學生也就從中「感受」了歷史（認同或排斥則另當別論），這是一種文學的體會。對此，新教材的處理普遍比較冷靜而有助理解，但是在「感受」方面，就有待商榷了。學術思想的內涵與學者的精神狀態，在歷史教學中應該同等重要；在後者，新教材的謹慎比起舊教材的熱血，是否反而會差上那麼一點呢？
在此，張元教授主編的龍騰版《中國文化史》第九章「現代的文化變遷」，第一節「儒家思想的現代命運」，是一篇參考價值極高的大文章：
民國三十八年，中共占據大陸，儒家學說遭到嚴厲的壓制與摧殘，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學者，在臺灣、香港發表論述，講學上庠，雖然看來像是花果之飄零，但卻將儒家慧命延續於海外。......牟宗三認為道統可以開展出政統與學統，儘管他作了十分精細曲折的論證，但是道德主體轉折化出政治主體與知性主體的說法，終究難以讓人信服。況且當前政治社會的複雜與各種學術知識的深細，不是僅用哲學概念的分析就可以得到圓滿的了解。......人們的功夫用於知識的追求，遠多於道德的踐履，已是一個很難改變的現實狀況。今天，重視儒家的學者，將從不同的角度，利用各種詮釋觀點，對傳統儒學作深入研究，希望能夠鑄舊融新，創造轉化，將儒學的現代意義呈現出來，使「新儒學」成為有益於今天世界的重要學說。(頁174-177)
誠如「人們的功夫用於知識的追求，遠多於道德的踐履，已是一個很難改變的現實狀況」，我以為新編教科書普遍體現了這樣的「知識化」。2004年，我在台大「《資治通鑑》選讀」課堂上亦聽過張元先生談道：「新儒家的氣勢、精神，現在已經找不到了！現在已經沒有了新儒家，只剩下新儒學。什麼是新儒學？寫文章，申請國科會補助，到國外開會。」當代學者力求「恢復經書的本來面目」，將經學歷史化，拉開距離，將過去異國化，是否真是健康有益的路徑，還是會反將知識「博物館化」，致使大眾與傳統更加疏遠？在這個問題上，張元對牟宗三以及新儒學的特別論述，是意味深長的。
再回顧潘重規為《中國學術思想大綱》所作的第二篇序文，我們又看到久違的士大夫精神了：
瑞安林君景伊，今之蘇子卿文信國也。君承名父名師之學，弱冠教授河北諸大學，有聲庠序間；當世者儒，蓋無不以偉器期之矣。民國廿六年夏，日寇入侵，君毅然棄教職，獻身黨國，遂以奇才受殊知......三十八年，共匪南侵，即挈家走臺灣，衣冠敝悴，意灑如也。君經邦國巨變，怵目劌心，益痛國事之敗，根於人心，人心之壞，由於學術；學術之害，實輕薄子有以戕賊之。於是發憤著書，成《中國學術思想大綱》一編。（頁4）
凡史皆當代，每一個年代的學者都有他要面對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我們這一代身當冷戰結束、威權解構以來的多元思潮，面臨全球化的時代、海峽兩岸的僵局和思想的尚未完全解放，還在爭議不斷地重新認識、評價傳統。在所謂解構「大中國主義」迷思、建立新價值的過程中，我認為應當警惕的，是慎勿把「傳統派」都往極端上說，而還是要能同情地理解其情感結構，如錢穆所倡，帶著「溫情與敬意」去認識歷史與歷史人物。惟此，我們的感受才能全面、視野才能深遠，而在肯認「過去」為「異國」的同時，以胸懷天下的度量，將所有過去與異國，化為自身性命的涵養。
「反者道之動」，面向歷史學的下一個境界，謹希望有更多關心歷史與教育的朋友，抽出時間把台灣各家新編中學歷史、國學教材找來閱讀比較，開展更多富有積極意義的討論。
參考書目：
章太炎，《國學概論》，台灣：法嚴出版社，2000年版。
林尹，《中國學術思想大綱》，台北：學生書局，1968年九版（初版於1953）。
李國祁等，《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史教師手冊》共四冊，台北：國立編繹館，1994年四版。
高明等，《高級中學國學概要教師手冊》上下冊，台北：國立編繹館，1997年三版。
王仲孚主編，《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史教師手冊》，台北：康熙圖書，2004年三版。
張元主編，《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史》，台北：龍騰文化，2001年初版。
何寄澎、李隆獻編，《高級中學國學概要》上下冊，台北：龍騰文化，2003。
盧建榮，《從根爛起─揭穿學閥、舊體制操弄教改的陰謀》，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
延伸閱讀：
章太炎，《國故論衡》，台北：廣文書局，1977年五版。
章太炎，《國學略說》，高雄：復文圖書，1984。
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北京：三聯書店，1996。
[1] 《中國時報》2007年1月29日，〈高中歷史教科書編審 政治力強烈介入〉：「 《本國史》變《中國史》，台灣大學歷史系主任吳展良指出，高中歷史教科書編審過程，政治力強烈介入審書，並且只准一種聲音，編寫出『一綱一本意識形態』的歷史教科書，否則就技術性杯葛，讓書商無法出版或強迫修改；這根本是國家機器控制，學者應該強烈抗議才對。多位歷史學者也表示對教育部做法『無法認同』。」
[2] 參見盧建榮，《從根爛起─揭穿學閥、舊體制操弄教改的陰謀》，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另，上文雖將「泛藍─傳統」、「泛綠─後現代」並列，但兩者未可劃上等號，惟此仍是一種粗略地存在著的印象。
[3] 《中國學術思想大綱》頁3。潘序有二，上文出於其一。
──從新舊版台灣高中國學概要、中國文化史教科書談起
摘要：
西諺云：“The past is like a foreign country.”過去的學人以中國文化的傳承者自居，教科書的文本也從未質疑過自己的身份，它就是在介紹「我們自己」的東西。然則二十世紀末期以來，由於政治上分離的形勢與史學上後現代的思潮，當代台灣的學人意識到了自身與傳統的隔閡，於是教科書也便肯認了這隔閡， 從而採取了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在一定距離外，不那麼把自己當成同樣的中國人地來講中國的學術文化。或許，我們可以將此情形稱為「過去的異國化」。然則，如此冷靜客觀地將歷史知識化，在更能把事情講清楚的同時，是否也喪失了「與過去一體」的傳統精神，而反在「感受」上，讓學子疏遠了歷史文化？
關鍵字：台灣 教科書 中國文化史 國學概要 一綱多本
民國九十一學年度，也就是2002年9月開始，台灣中學教科書進入「一綱多本」時代，廢止舊日由國立編繹館編寫頒發的「統編本」，開放民間按照教育部頒課程標準編寫教科書，再經審定出版使用。時至今日，高中教科書市場上共有南一、三民、康熙、龍騰、正中、遠東等數家。
新制的構想，是促進「百家爭鳴」，推展多元價值，將教科書從國家意識型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然而在實施中，由於編者水準不一，教學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 以及大考命題範圍的不確定，造成了許多師生莫衷一是的困擾；在促進「百家爭鳴」上面，也多有編者、論者以為，政治力量依然控制著「一綱」與編審過程，使違反審查委員之意識型態的課本無法出版、或遭強迫修改。[1]
在這意識型態的爭議中，最常引起學界爭議及社會矚目的，是歷史與國文科。在歷史科，自認或被認為傳統派、泛藍和「統派」的指責民進黨政府搞「去中國化」，意圖割裂歷史記憶，斷絕學子對中國傳統的認識與認同；自認或被認為後現代派、泛綠或「本土派」亦抨擊曰「舊學閥」依然佔據著位子，以「大中國主義」阻撓著新觀念的發展與思想的解放。[2]在國文科，則有文言文、白話文的比例爭議，即傳統與現代的輕重爭執。
我於2001年高中畢業，經由末屆聯考（大學聯合招生考試，後改名為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實質未變）考進台大歷史系，是倒數第二屆「統編本」的使用者。新制實施以來，我也不時參與相關討論，然我所關注者，並不在爭議中的意識型態對立；我選擇的是一種務實的態度，面向每一個以前或現在的學生，討論新教材有哪些確實的進步，而我們能如何更好地掌握這些學科，建立對歷史文化的認識與觀念，超越當前的政治紛爭而接近真理、真相。
2007年10月，在林穎曾女士北京住處，我偶然見到了她父親林尹（景伊）先生初版於1953年的著作《中國學術思想大綱》，展讀一遍，大感親切，覺得內容和我高中時所讀《中國文化史》、《國學概要》課本的理路極其相似。原來，林尹曾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主任，且於師大國文系創系初期主導學術方向，在教育界影響極大；那麼，中學教科書依其所學而編，也很合理。
為《中國學術思想大綱》作序者，也是大名鼎鼎的學者潘重規先生。其序曰：
......林君為民初國學大師林損（公鐸）先生之姪，既承家學，復師事蘄春黃侃（季剛）先生，得其真傳；且嘗親聞餘杭章炳麟（太炎）先生之緒論。為學自文字訓詁入手，尤明音韻之理；博通經史，兼及諸子，於周易老莊，最有獨到之功。至於佛學，則由成實俱舍，以至法相空宗，莫不深明洞澈，洽而能精。......[3]
《中國學術思想大綱》封面題字為林尹自署；當時在旁邊還有一冊章太炎的《國學略說》，也是林尹題的字。當下，思及章氏辦「國學講習會」、整理國故之故事，我有了一個想法：或許，在某種意義上，1949年後在臺灣教育體系下生長的我們，都是章太炎的徒子徒孫！
雖然黨國思想閹割了學術精神，升學主義僵化了教學內容，多數學生在課堂內不能明達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義，聯考過後也通常就從此將課本拋諸腦後；然則，如果他們爾後不再接觸相關知識，那麼中學課本，就是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認識的來源。因此，從章、黃到林尹再到其遍布於各級學校的弟子，他們所傳承下來的中華文化道統及其思維、情感，透過師範體系與教科書，在台灣延續了下來；無論你認不認同，在2002年一綱多本新制實施以前，我們對於國學，應可說有共同的對話基礎。然而，以後呢？
如今在新制下讀新教材出來的學生，與以前讀舊教材出來的，是否將有代溝？答案應是肯定的。然而，即使同是現在的學生，所讀版本不同，老師所承的學統不同（現在中學教師不必出身師範體系，只要在大學修過教育學程，通過資格考試即可任教），是否也就將缺少了「共同的對話基礎」？
還有更大的問題：教科書開放以後，雖然進一步推展了多元思想，破除了舊日對傳統的獨尊，但是否也使得「綱常」不再存於人心，而讓廣大教師、學生在價值觀上莫衷一是，乃至在多元的大旗下，迷妄或便佞地執一即以自是？我的高中國文老師陳芳惠女士，便表示有這種感覺。
懷著這樣的問題意識，我於2008年1月前往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查閱了新舊版的《國學概要》與《中國文化史》 教科書。此二者皆社會組（文組）選修科目，前者高二上下學期，每週二小時；後者高三上下學期，每週三小時，新舊制皆然。之所以將考察重點放在這兩科而非歷史、國文，是因為這兩科內容較「硬」，較專門、深入而針對傳統學術，因而更適合思想史、教育史的比較研究。新制教科書的編者中，不乏傑出的著名教授，而他們的；我相信他們定能超越「大中國」或「去中國」的煙霧，為中國作出更適合當代的講述。
考察的結果是令人欣慰的，但也未可全然樂觀。
請先比較統編本與龍騰版《中國文化史》卷首「編輯大意」的異同。統編本：
三、本書內容以揭示中國文化之真諦為主旨，舉凡先聖先賢所創之思想，增闢之學術，發明之技藝，及其所表現之優美精神、理想生活，皆據實詳言。
龍騰本：
七、本書內容之設計，主要為了提升學生學習歷史所能得到的能力，學生歷史思維能力有所提升，其視野與胸襟亦能有所擴展。學生之知識與修養俱有長進，方能從寬廣的角度思索中國文化在世界歷史文化中的地位。
這是新舊教材最大的不同之處。舊教材是先入為主地肯定「先聖先賢」及精神、生活之優美、理想，其用意偏於灌輸；新教材則袪除了這許多預設的前提，盡量站在比較客觀的立場上作整理介紹的功夫，把價值判斷與認同選擇留給學生，其用意偏於啟發。以史學觀點而言，這的確是一種進步：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編者能站在一定距離之外把事情講清楚，學生比較容易接受課文敘述的引導。
西諺有云：“The past is like a foreign country”，過去的中國學人卻不此想。他們以中國文化的傳承者自居，以為「過去」和自己的性命是一體的，教科書的文本也從未質疑過自己的身份，而就是在介紹「我們自己」的東西，擔負著傳承這種認同的任務。現在的學人，則由於政治上分離的形勢與史學上包括後現代的種種新思潮，意識到了自身與傳統的隔閡，而教科書也便肯認了這隔閡，從而採取了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在一定距離外，不那麼把自己當成同樣的中國人地來講中國的學術文化。或許，我們可以將此情形稱為「過去的異國化」。
我們再看新舊版《國學概要》第一章緒論的異同。
統編本敘述了國學一詞的由來，提到了章炳麟、劉師培的國學講習會、國學保存會，而給它下了定義：「國學是屬於我們中國舊有的語言、文字、思想、理論、生活、經驗、山川品物，以及情志的抒寫、事實的考訂等；作條理的記敘，作分析論述。綜合各項，成為我國的學術。」（頁3）在這段不甚流暢的文字後，課文再分就語言、文字乃至分析論述等各項作說明，篇幅達四頁。
龍騰本（台大中文系教授何寄澎、李隆獻主編）第一篇「國學的基本認識」第一章「國學」的意義，則只有短短一頁兩段：
所謂國學，即「中國學術」的簡稱。就目前實際的指涉而言，它側重於「傳統的」中國學術；就未來的發展而言，各國學術如果涵融轉化而中國化，自然也可能成為「國學」的新內涵，它的意義因此是具有開展性的。
「國學」一名，起於清末。當時歐西文化傳入中國，對此西方傳來的學術，稱為「西學」；相對則稱中國固有學術為「中學」......後章炳麟著《國故論衡》，以「國故」稱中國固有學術；劉師培撰《國學發微》，以「國學」代「國故」。此後「國學」一詞漸獲普遍沿用，至今則已成為國人對傳統學術的通稱。（頁2）
相對於統編本的煩瑣，龍騰本簡潔得多，且特別提出了國學的開展性，當代意圖昭然。然而，統編本的不憚煩瑣，也顯示出一種生怕你不能體會的苦口婆心；當然我做學生時只會一眼掃過便算，老師講時也是一筆帶過。然而，此刻超脫了考試與教學目的來作文本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許多有意思的情感，即使它可能無效。這時，就可帶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如果你具有那樣的情感與意圖，你要如何才能有效地傳達它、使人接受？
在此，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新舊版課本講清代經學的部份。經學是國學中最講源流者，對清代經學流變的，尤能顯示學者對近現代思想史的見解。
統編本《國學概要》第九章「經學的流變」，第四節「清代的經學」：
今文經學，衰微已久，到清朝又復起。今文之學，起自常州，莊存與博通諸經，而喜治公羊之學，作《春秋正辭》，但仍雜治古文。莊氏姪莊述祖遍治群經，撰《夏少正經傳考釋古文甲乙編》......述祖之二甥劉逢祿及宋翔鳳，都傳其學......劉氏弟子有龔自珍，宋氏弟子有戴望......魏源與龔自珍友善，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皮錫瑞作《經學論通》。而粵人康有為作《新學偽經考》，力貶古文。以公羊之學倡變法維新......其理想與今世所謂世界主義相近，而實與經學無關。
經今古文之爭，由鄭玄混一今古文以後，已趨平靜。而清代漢學復興，今古文又形分立，門戶之見甚深。民國以來，治經學者已有時代觀點，門戶之見已漸淡薄，而不似以往的重視家法了。
龍騰本《國學概要》第三篇「經學概說」，第三章「經學簡史」，第四節「清代與民初的經學」：
清代公羊學真正發生影響，由常州莊存與開端。莊存與兼研今古文學，說經不談名物訓詁，而專求「微言大義」，和吳、皖兩派的治學途徑不同。莊氏的學術面貌所反映的，一方面是不滿足於東漢古文學而更向前代探求，二方面是經學家改造社會的一種探求。
受到莊存與的影響，莊氏族子莊述祖、外孫劉逢祿、長洲宋翔鳳都研究今文學，號稱常州學派......將常州學派發揚光大引起社會重視矚目的，要推龔自珍與魏源，二人都受學於劉逢祿......龔自珍研究蒙古史地，提倡民主思想；魏源著《海國圖志》、《皇朝經世文編》，都針對當時國內外種種政治現實問題而發。......
民國以來的經學，最大的轉變是企圖恢復經書的本來面目，將經書視為古代歷史的原始資料。在這一點上，清末的今文學與古文學者，扮演了同樣的催化角色。......（提到顧頡剛開展的古史辨運動；今文經學講託古改制，視孔子為哲學家、政治家；古文派視孔子為史學家；王國維二重證據法，開啟以考古說經的新學風。）
展望未來，經學能否有新的進展，端看學者是否重視、是否努力，正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統編本談到莊存與等學者，又是《春秋正辭》，又是什麼《夏少正經傳考釋古文甲乙編》，我完全不記得我以前讀過這一段，大小考試也從未考過（誰出這種題目肯定挨罵）。這種課文令人想到大學課堂裡某些教授，張口即是某人某事某書；或許對他們來說，這些都是很熟悉且重要而不提不甘心的，其意義就像詩詞典故一樣，一提即能浮現腦海。但學生在下面就要一頭霧水了。相形之下，龍騰本的寫法聰明得多，不提冷僻的書名，而以簡介其學術思想脈絡為務。
及至末段，統編本提到清代學者門戶之見甚深，但什麼是「門戶之見」，「家法」又是怎麼一回事？沒講，可能編者以為無須多講，但這些對今人其實已非常識。民國以來治經學者的「時代觀點」又是什麼？也沒多講，其原因尚待考察，我能感覺到的，是編者對民國經學似乎有相當複雜的情感。重點是，統編本沒把這個結尾講清楚，文氣軟弱乏力；新教材編者講得比較清楚了，結尾更在中庸沉穩中寄託有積極的期望。
由此觀之，新教材之優秀者（龍騰本是我讀過寫得最好的），似比前人更能在當代繼承傳統、介紹傳統；他們沒有老一輩在政治或情感上的糾葛，但同樣傳承著大師學風，可以說相當理想了。
但，凡事有得必有失；如此冷靜客觀而只帶淡淡溫情的課本，會不會也少了些什麼？且看統編本《中國文化史》上冊，課文在第七章「知識份子的興起與發展」提出了「道尊於勢」：
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這種立志求「道」，並以「道」自任的偉大精神，正是數千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共同信念。(頁124)
課文明顯要把「以道自任」的精神傳給學生，這種情感在舊教材中比比皆是。當然它會造成一部份的誇大與遮蔽，此類宣傳口吻也不是史學的態度，但是，這種情感、信念與精神，的確是許多老一輩學者共有的，而且遺風猶存；教材承載了這種情感，學生也就從中「感受」了歷史（認同或排斥則另當別論），這是一種文學的體會。對此，新教材的處理普遍比較冷靜而有助理解，但是在「感受」方面，就有待商榷了。學術思想的內涵與學者的精神狀態，在歷史教學中應該同等重要；在後者，新教材的謹慎比起舊教材的熱血，是否反而會差上那麼一點呢？
在此，張元教授主編的龍騰版《中國文化史》第九章「現代的文化變遷」，第一節「儒家思想的現代命運」，是一篇參考價值極高的大文章：
民國三十八年，中共占據大陸，儒家學說遭到嚴厲的壓制與摧殘，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學者，在臺灣、香港發表論述，講學上庠，雖然看來像是花果之飄零，但卻將儒家慧命延續於海外。......牟宗三認為道統可以開展出政統與學統，儘管他作了十分精細曲折的論證，但是道德主體轉折化出政治主體與知性主體的說法，終究難以讓人信服。況且當前政治社會的複雜與各種學術知識的深細，不是僅用哲學概念的分析就可以得到圓滿的了解。......人們的功夫用於知識的追求，遠多於道德的踐履，已是一個很難改變的現實狀況。今天，重視儒家的學者，將從不同的角度，利用各種詮釋觀點，對傳統儒學作深入研究，希望能夠鑄舊融新，創造轉化，將儒學的現代意義呈現出來，使「新儒學」成為有益於今天世界的重要學說。(頁174-177)
誠如「人們的功夫用於知識的追求，遠多於道德的踐履，已是一個很難改變的現實狀況」，我以為新編教科書普遍體現了這樣的「知識化」。2004年，我在台大「《資治通鑑》選讀」課堂上亦聽過張元先生談道：「新儒家的氣勢、精神，現在已經找不到了！現在已經沒有了新儒家，只剩下新儒學。什麼是新儒學？寫文章，申請國科會補助，到國外開會。」當代學者力求「恢復經書的本來面目」，將經學歷史化，拉開距離，將過去異國化，是否真是健康有益的路徑，還是會反將知識「博物館化」，致使大眾與傳統更加疏遠？在這個問題上，張元對牟宗三以及新儒學的特別論述，是意味深長的。
再回顧潘重規為《中國學術思想大綱》所作的第二篇序文，我們又看到久違的士大夫精神了：
瑞安林君景伊，今之蘇子卿文信國也。君承名父名師之學，弱冠教授河北諸大學，有聲庠序間；當世者儒，蓋無不以偉器期之矣。民國廿六年夏，日寇入侵，君毅然棄教職，獻身黨國，遂以奇才受殊知......三十八年，共匪南侵，即挈家走臺灣，衣冠敝悴，意灑如也。君經邦國巨變，怵目劌心，益痛國事之敗，根於人心，人心之壞，由於學術；學術之害，實輕薄子有以戕賊之。於是發憤著書，成《中國學術思想大綱》一編。（頁4）
凡史皆當代，每一個年代的學者都有他要面對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我們這一代身當冷戰結束、威權解構以來的多元思潮，面臨全球化的時代、海峽兩岸的僵局和思想的尚未完全解放，還在爭議不斷地重新認識、評價傳統。在所謂解構「大中國主義」迷思、建立新價值的過程中，我認為應當警惕的，是慎勿把「傳統派」都往極端上說，而還是要能同情地理解其情感結構，如錢穆所倡，帶著「溫情與敬意」去認識歷史與歷史人物。惟此，我們的感受才能全面、視野才能深遠，而在肯認「過去」為「異國」的同時，以胸懷天下的度量，將所有過去與異國，化為自身性命的涵養。
「反者道之動」，面向歷史學的下一個境界，謹希望有更多關心歷史與教育的朋友，抽出時間把台灣各家新編中學歷史、國學教材找來閱讀比較，開展更多富有積極意義的討論。
參考書目：
章太炎，《國學概論》，台灣：法嚴出版社，2000年版。
林尹，《中國學術思想大綱》，台北：學生書局，1968年九版（初版於1953）。
李國祁等，《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史教師手冊》共四冊，台北：國立編繹館，1994年四版。
高明等，《高級中學國學概要教師手冊》上下冊，台北：國立編繹館，1997年三版。
王仲孚主編，《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史教師手冊》，台北：康熙圖書，2004年三版。
張元主編，《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史》，台北：龍騰文化，2001年初版。
何寄澎、李隆獻編，《高級中學國學概要》上下冊，台北：龍騰文化，2003。
盧建榮，《從根爛起─揭穿學閥、舊體制操弄教改的陰謀》，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
延伸閱讀：
章太炎，《國故論衡》，台北：廣文書局，1977年五版。
章太炎，《國學略說》，高雄：復文圖書，1984。
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北京：三聯書店，1996。
[1] 《中國時報》2007年1月29日，〈高中歷史教科書編審 政治力強烈介入〉：「 《本國史》變《中國史》，台灣大學歷史系主任吳展良指出，高中歷史教科書編審過程，政治力強烈介入審書，並且只准一種聲音，編寫出『一綱一本意識形態』的歷史教科書，否則就技術性杯葛，讓書商無法出版或強迫修改；這根本是國家機器控制，學者應該強烈抗議才對。多位歷史學者也表示對教育部做法『無法認同』。」
[2] 參見盧建榮，《從根爛起─揭穿學閥、舊體制操弄教改的陰謀》，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另，上文雖將「泛藍─傳統」、「泛綠─後現代」並列，但兩者未可劃上等號，惟此仍是一種粗略地存在著的印象。
[3] 《中國學術思想大綱》頁3。潘序有二，上文出於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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