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樣風雨幾樣情

──比較《暴風驟雨》的小說與紀錄片結合相關文獻看不同史料的作用

北大歷史07碩 10721055 胡又天

引言

「我是想告訴大家今天所發生的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所以我在做深入的調研的時候,很多人我都有些不相信他們的話──不是不信任,是因為我生活在60年代,我小時候被灌輸的關於這件事的教育和現在了解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當然現在還有很多人跟我說,土改是個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它已經過去了,定論了,還有一些學者在做更新的研究;(但)我相信絕大部分的觀眾、老百姓並不清楚這件事是怎麼一回事。我做好的第一版在雲南影像室放的時候,有一個60多歲的人跟我說,如果我相信你這個片子,那麼黨史就得重寫。」

──紀錄片《暴風驟雨》導演蔣樾,於2006年「首屆紀錄片青年導演論壇」的發言。[1]

《暴風驟雨》的歷史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到1946年初,中共北滿省委組織了大批幹部,到農村去發動群眾,開展反奸清算、減租減息運動。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簡稱《五四指示》,決定從戰時的「減租減息」,轉向以反奸、清算、退租、退息等鬥爭方式,幫助無地、少地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東北局隨即決定放手解決土地問題,土地改革運動就此開展。

隨著運動的進展和國共戰爭形勢的變化,中共政策在1947年中又一躍轉向了十分激進的《中國土地法大綱》, 在並不具體規定劃分農村階級標準,又全力反對右傾的情況下,大力推動沒收和平分。在此全面鼓勵貧苦農民分地分財的過程中,凡實行土改的農村,幾乎都發生了亂打亂殺的脫序情況,直到1948年初,中共中央出面反「左」糾偏,混亂局面才得以控制。[2]

作家周立波於1946年9月來到隸屬黑龍江省珠河縣(今尚志市)的元寶村,就任區委副書記,經歷且領導了當地的土改運動,後於1947-48年完成了後來成為「土地改革教科書」的小說《暴風驟雨》上下卷。在小說的描寫中,共產黨帶領農民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變了農村的階級關系,且啟發了各階層農民的階級覺悟,讓一些先進農民轉化成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踴躍參軍,衝決封建羅網,朝著解放大道前進。1961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將之改編為同名故事片,由謝鐵驪導演。

土地改革運動使中共紮穩了在廣大農村的統治基礎,鞏固了根據地,並且掌控了大量民力、物力以支持戰爭和建設;《暴風驟雨》等革命文學,亦為這段歷史的書寫與宣傳提供了典範。直到近年,才漸有意在「翻案」或復原真相的相關研究。

導演蔣樾於2005年發表的《暴風驟雨》紀錄片,便到了小說原型所在的「土改第一村」元寶村,訪問了還在世的老村民,並以當地「暴風驟雨紀念館」的籌建、落成為始末,穿插舊時新聞片和原《暴風驟雨》電影片段,呈現了「正史」與親歷者之口述、記憶的差異。例如:小說和影片中,地主韓老六家財多、土地多;村民的記憶則說,那時的地主頂多比一般人寬裕一點,生活還不如現在的窮人,平日也節儉。

通過對1948年小說、1961年電影與2005年紀錄片三種文本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直觀地體會到諸般敘述中虛實掩映的微妙;再綜合相關史料、論著的敘述,當可相對免於偏失地建立對歷史實相的理解架構。

《暴風驟雨》學術史及其所反映的思想文化

當前與《暴風驟雨》相關的論著,可以大概分為綜合報導、歷史、文學三類。

综合報導類


高浦國:《土改前元寶村的變遷》(《黑龍江史志》2005年3月)敘述了元寶村的開拓史:1903年,沙俄在東北修築的東清鐵路通車,珠河一帶大青川北形成了一個稱為「八馬架」的木材集散地;1915年,蒙古族「惡霸豪紳」沙茲圖買通官府在當地大肆圈地,其留洋侄子於1920年將當地更名為「元寶屯」,1930年又同其周圍劃為「元寶鎮」。然後此文歷數了沙茲圖及土匪、日軍的罪惡及人民的苦難,結束於土改運動的開始。有趣的是,我在其充滿嫉惡的筆調中,竟反而感到了一種「嚮往」,如:

  1934年,偽縣財務局長沙茲圖勾結日商岩本兵一郎,在元寶屯合伙開辦經營一家富士旅館,養妓女、放賭局、設煙館,此外,還以收購紅松木材、穀物、藥材等生意為幌子,搞情報活動。

  (1945年8月後)在元寶鎮,成立了以偽鎮長惡霸地主韓向陽為首的「維持會」……老土匪鄒憲民網羅漢奸、土匪、社會渣滓,組織了一個40多人的「保安隊」,名曰「保護地面」,實則是一伙專幹攤派、勒索、強姦婦女的官匪。

聽起來還真過癮。這樣,再進行到共產黨把他們打倒了,才更快樂吧。王曉軍、雷敏:《陳雲和他所領導的北滿土地改革運動》(《黑龍江檔案》2005年5月)文僅一頁,概略介紹了1946年6月到1948年春北滿土改的歷史,表揚陳雲「以非凡的膽識和智慧」的領導,雖然文中未見一則具體的陳雲領導事例。

  楊軍《「土改第一村」,走過暴風驟雨》(《南風窗》,2006年6月下)則整理、報導了元寶村自土改至今60年的歷史,呈現了現代中國農村變遷的一則縮影,並關注制度創新。

歷史類

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是一部全面介紹土改運動的專著 ,作者根據大量檔案材料,對土改背景、運動中的過激以及糾偏均有著墨。作者認為,發動土地改革,主要是根據政治而非經濟層面的考量。[3]

  楊奎松老師《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社會科學》2007年2期)不同意過去學界認為《五四指示》是出於戰爭動員考量,或基於戰爭動員考量的「政治謀略」的看法,而經過對當時電文、檔案的考察,認為劉少奇所說「為了既不脫離全國廣大群眾,又能滿足解放區群眾要求,二者都照顧,使和平與土地改革結合起來」才是《五四指示》的主要精神與產生原因。對土改中的過激現象,老師則認為確實是出於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意料之外,而非有些學者主觀臆測的其中必有陰謀。毛澤東、任弼時於1947年底介入土改的調查與指導,獲得的信息與劉少奇明顯不同,加上他們對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視,使他們形成了與劉少奇不同的判斷,從而使暴力狂潮只持續了幾個月,沒有造成對中共不可挽回的根本損害。

  鞏豔《陳雲對東北土地改革運動的貢獻》(《長白學刊》,2005年6月)文長一頁,以官樣筆法突出表現了陳雲推動土改向縱深發展,並在1946年8月末,根據人民及軍事要求,將6月以來「求透不求快」方針改為「又快又透」等等功績。文中並未提及「又快又透」之後的亂打亂殺現象,可以視為傳統黨史說法依然流行的一個例證。

文學類


  關於作家周立波,有李華盛、胡光凡編《周立波研究資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惟與本文題旨關係不大。

  在中國期刊網上查詢,有許多將《暴風驟雨》小說與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並列為紅色經典敘事文本的比較研究,其中多四平八穩的老生常談,但有一些史料價值[4]。電影編劇謝逢松(1932-)於1961年曾在《前線》雜誌發表一篇唱和性的評論《永遠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看影片〈暴風驟雨〉有感》,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另一批論文,則以文化研究的視角,梳理了小說所反映的時代精神面貌,如劉洪濤《周立波:民間文化與主流意識型態》(《文藝理論研究》,1997年3月),余岱宗《被規訓的激情─論1950、1960年代的紅色小說》(上海三聯書店, 2004 年),劉海軍、吳浪平《從激進歸趨溫和─論周立波〈暴風驟雨〉、〈山鄉巨變〉革命姿態的變遷》(《船山學刊》2008年1期)。

秦林芳《暴風驟雨中的迷失─周立波〈暴風驟雨〉再論》,《名作欣賞》1994年4月),認為《暴風驟雨》是一部有缺陷的名著,而對紅色敘事作出了直截的批判,如:

  ……作者周立波恰恰就是在對客觀事件的呈現中喪失了自我,消融了個性。他所熱衷展現的只是在某種觀念、理論指示下剪裁了的「歷史」,而沒有在對現實的再現中融進主體的獨特感悟。這就是《暴風驟雨》在暴風驟雨中的迷失!……

  由於自我的喪失,在人物的設置上,作者就必然會採用通行的階級對立的模式,來構置簡單的「二元對立」的人物關係。

是可視為「告別革命」的90年代對革命文學的反省。

張玲榮:《〈暴風驟雨〉:鄉村革命的多維鏡像》(《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3期)在解構紅色經典上更加徹底。作者認為,「在革命話語統一敘事的和諧表象下 ,文本呈現出多處敘述裂隙與深層悖論 ,賦予《暴風驟雨》複雜的意識形態內涵與豐富的歷史和美學意義」,進而在裂隙與悖論之中,把共產黨「將民間倫理置換為革命倫理」的過程作了極精到的剖析。如:

  ...革命的神聖化在文本中表現為:

1、革命業績的功德化。......侯長腿:「要是沒有共產黨毛主席的這土地改革呀,扛活扛到棺材邊,也掙不到一根壟,半間房,還能說媳婦?」郭全海:「要不遇到蕭隊長,給反動派早整完了。」這種「如果⋯那麼」的結構,將革命業績功德化的同時,也實際上否定了農民的自我救贖力量,題記中「在很短的時間里」「從各地起來的」的「幾萬萬農民」,與其說是革命的主體,不如說是被拯救的對象。

2、革命政策與文件的聖典化。政策文件中包含了天啟般的現實智慧與思想資源,人是匍匐其下的侏儒,再度交出了掌控自己命運的可能:《中國土地法大綱》「比天書還靈驗,這叫地書,是毛主席批下來的平分土地的書,憑著這本書,大伙日子管保都能過得好。」政策文件指示著現實的真理與歷史的規律,因此不容質疑,証明其永恆正確性是革命敘事文本的最大政治。......當政策和生活發生矛盾時只能用政策去「統一」現實生活。在這一價值取向下,鄉村現實成為被任意增刪的表現對象,歷史敘事的客觀性與敘事意義的預設性構成了巨大的緊張,也構成了《暴風驟雨》的敘述禁忌。周立波工作的北滿地區的土改,「好多地方曾發生過偏向」,但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對此進行了「省略」,因為「這一點不適合在藝術上表現」。

3、領袖人物的神化。政策文件代表了組織秩序,其頂點便是領袖意志,革命領袖因把握了歷史必然性而能先知般地指明歷史方向,成為新的鄉村神祇,由此實現革命話語對鄉村的全面精神控制。

在在可與蔣樾的紀錄片交相印證。我們綜合以上論著所能提供的視角,再作稽考,當可對不同史料的作用與潛能,有更豐富的認識。

史料的種類與可能

  紀錄片《暴風驟雨》使用了多種材料,以下分別述評。

.實蹟與文物

  2005年元寶村的環境與容貌,還有「暴風驟雨紀念館」,實蹟總是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可為觀者建立認識的基礎。不同於文字著作,紀錄片在「如何敘述」上只有選擇場景和視角的問題。


.新聞影片、宣傳性的紀錄片


  影片之初即對舉了1946年國民黨與共產黨相互攻訐譴責的新聞影片,引人發噱,更展示了兩黨當時宣傳語言的習慣。之後,又引用《偉大的土地改革》、《民主東北》、《中國人民的勝利》等新聞片段,皆可為當時政治文化史的認識基礎。


.文藝創作



  紀錄片引用了周立波小說的題詞[5],並多處穿插謝鐵驪導演的故事片,將作品的人物、劇情與其在元寶村的「原型」對比,真實與虛構的差異就顯示出來了。配合文化研究如前述秦林芳、張玲榮論文的分析,可以達到對歷史的深層理解。

.檔案文件

《五四指示》、《中國土地法大綱》等政策、法令文件的重要毋庸置疑;紀錄片不如文字論著適合大量引用、論辯,但能提綱挈領,即為的當。《暴風驟雨》紀錄片中字幕所著重的,是統計數據:多長時間內,多少地方發動了多少群眾,分了多少地,起了多少浮財,死了多少人。如果說,聚焦於元寶村民的微觀影像呈現了歷史的「質」,這宏觀抽象的統計就是鋪開了歷史的「量」。美中不足的是,影片並未標明其資料出處,還把《五四指示》的年份誤為1945年了。這個缺點,我想應該可以將符合學術規範的註釋打在片尾來改善,如此則無妨本片節奏。到了片尾,一串註釋只出現兩三秒也無妨,我們可以暫停。

.生者的形象與口述

有元寶村老村民、原土改工作隊員 、《暴風驟雨》電影演員,以及現任的當地幹部四類。

現任幹部出鏡在籌建紀念館、收集文物的會議與場面上,表情平淡地進行著這個政治任務;原工作隊員和電影演員,口述內容未出政治正確的範圍。導演將他們處理為影片的背景,襯托出「真實」的異樣;影片最後,已落成的紀念館內,一群小學生在聽老師重述革命史,又是一個反襯。這樣的映襯,既是文學手段,也是讓事實顯出犀利,或曰「讓史料說話」的史筆。

老村民郭全海、高鳳桐、老丁太太等,是影片中最鮮活的一票人物。在夾雜著粗話的土話之中,觀者如我接近了歷史,從而在心裡構建起了遠比書籍鮮活的印象;這種印象無法被書籍推翻,因為我會認為它最「真實」(即使也只是部份的、不徹底的真實)。這樣,先前未有成見的我,將會以之檢驗往後看到的歷史敘述;先前已具認知者,便會有「黨史得重寫」之類的感想了。
村民的口述,正面可以印證黨史,反面可以顛覆經典敘事,從而達到對「常理」的回歸或者再確認。

例如:「這是一場風暴啊…那死的人能少嗎」、「階級鬥爭是非常殘酷的」(劉福德),老人在影片中淡然的敘述,印證了土地革命「以暴易暴」的性質。但,敘述何以能這麼淡然,我以為不能只用「事過境遷」來解釋。

  劉福德:「有的人,只要說打他就幹。老丁太太就這是這樣的。」
老丁太太:「周立波啊,他叫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不帶好惡?我的解讀是:因為當時的道德也在革命。或者說,「以暴易暴」的另一面是「以道易道」:舊時的道理都不對了,要跟著共產黨才對;事過境遷後,雖然以現在的眼光看來,當時似乎的確有些不太對,但那畢竟是人民的革命,就算我沒有份,我也不能反人民,所以大家大概也沒什麼不對。

「那時斃人群眾說了算,工作隊說了不算。」老村民高鳳桐回憶他姊姊被亂打致死的故事,一半惻然一半訕訕,卻沒有要控訴指責誰,只是一副覺得這很扯的樣子。


  再看高鳳桐講的一個故事:一個窮人分到一匹好馬,不會用,換了牛和一筆錢,「他那錢花得挺潮湧」;牛也用不好,換成毛驢拉磨;不久驢又換成羊;「羊殺了他啥也沒有,最後他還得窮。」這真是對「窮人翻身」神話的嘲諷。對照1984年元寶村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重分配給農民以後,原地主又漸漸成為產糧大戶的今史(這段敘述也以字幕打在影片中),導演和我們顛覆了紅色經典敘事,回歸了革命邏輯以往極力遮蔽的一個常情常理:窮人之所以窮,富人之所以富,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鬥人的攀比現象、糊塗的從眾心理、革命邏輯對常理的遮蔽,紀錄片呈現了這些土改運動對群眾身心的作用。此外,相當值得翫味的,是村民看待歷史的態度;在影片中,他們流露出來而讓我感受到的,是一種難得的糊塗。

作為後世學者,如果我們帶著批判的目的,不論是善意還是惡意的,看到這段異常的歷史,大概都要發些議論,諄諄地將之作為某種殷鑑,或者凜然作出道德審判以資批鬥,不然也要盡量搞清楚那一切的原因,從而或多或少地被其幽靈給纏繞住──尤其當你將「始作俑者」視為算帳的對象之時。然而,元寶村民卻好像已經超脫出來了。

他們糊塗,不想再去搞清楚、算清楚──這或許是因為算也算不清楚,也或許是因為他們已經歷太多政治運動了,又或者是國人逆來順受的民族性所致;總之我認為這糊塗相當難以評價。為了以後不再造成相同的錯誤,我們有必要不忘前事;但歷史若成為道德的包袱或者譴責、分裂、鬥爭的資料,則又將害於人心的安頓和學養的初衷。在此,紀錄片採取了「概括承受」的態度,以不作價值評判的審慎姿態,精明地並蓄了史實的殘酷與村民的糊塗。這是一種具有大智慧的史觀,也是當代中國電影界第六代導演與不少獨立紀錄片所謂的「新紀實主義精神」,我高度讚賞這種精明的糊塗,以及這樣生猛靈活的史學實踐。[6]

結論

現在這樣的東西還不夠多,所以在雲南影像展的時候吳文光說了一句話:「現在是一個人做這樣的片子,如果一萬個人都做這樣的片子,那中國就會改變了。」
── 蔣樾,2006年「首屆紀錄片青年導演論壇」發言結語。

身為「80後」(或七年級[7])的台灣人,成長過程中未受太多灌輸式反共宣傳的我,對中共土地改革史只有極模糊的印象,知道其為暴力而已。教科書[8]和台港文人、學者著重描寫、批判的,是造成許多荒謬和災難的,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等運動;相較於此,建政初期土改運動的曝光率可說遠遠不如。

因此,直到大學畢業,未選修相關課程的我依然不曉詳情。這或許從一個反面,說明了「土改」的負面效應未如後來「大躍進」等等之甚;海外文化界在此的相對缺乏關注,或許也是一個可以尋味的課題。

然而,回到個人,當我進入北大歷史研究所,開始補習共和國史時,2005年蔣樾導演的紀錄片《暴風驟雨》便向我展開了一個直觀土改歷史的窗口。接著,綜覽1948年周立波小說《暴風驟雨》和相關文獻,我建立了對這段歷史及其學術史的認識;同時,我也留意到自己觀覽這些作品、論著與史料時的心情。

在中共宣傳教育下成長者,看了紀錄片後或有上段引文中老人那般「黨史被顛覆」的感覺;慣於反共思維者,又或有另般觀感;但已有基本史學訓練,又習於後冷戰「告別革命」之當代文化氛圍的我,是在平靜的翫味之中看完影片、小說與論著的。

作品與史料所呈現之故事的複雜多彩,總能給我意料之外的訝異,但也總能納入一個脈絡相承的情理之中。感覺黨史被顛覆者,顛覆的不是黨史,是黨史種在他心中的情理,「傳統」的情理,或者「史觀」;作者的意圖,當也在此。但我沒有被顛覆。因為我所認知的情理,自始便不是共黨的那一套,也不是反共的那一套,而是將這一切納入一個更大視野的,一套著眼於「合」的願望與史觀。

當一批人還在繼續建構神話、死命維持道德高度,而另一批人也還在解構神話、竭力與其所認知的「傳統」搏鬥時,我這樣的觀察心態,或許有些超前了時代,但時代畢竟是往這個方向在輾轉前行著的。因此,我樂觀地相信,蔣樾導演與楊奎松、秦林芳、張玲榮等先生所詢喚的理想讀者,正是能超越然後兼容以往諸般意識型態遺產的我輩新人。

參考書目

史學類


高浦國:《土改前元寶村的變遷》,《黑龍江史志》2005年3月
王曉軍、雷敏:《陳雲和他所領導的北滿土地改革運動》,《黑龍江檔案》2005年5月
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楊奎松:《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社會科學》2007年2期

文學類


李華盛、胡光凡編:《周立波研究資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秦林芳:《暴風驟雨中的迷失─周立波〈暴風驟雨〉再論》,1994
劉洪濤:《周立波:民間文化與主流意識型態》,《文藝理論研究》,1997年3月
陳琳:《歷史變革中的靈魂透視─〈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與〈暴風驟雨〉人物塑造之比較》, 《安徽教育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4月
余岱宗:《被規訓的激情─論1950、1960年代的紅色小說》,上海三聯書店, 2004 年
張玲榮:《〈暴風驟雨〉:鄉村革命的多維鏡像》,《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3期
劉海軍、吳浪平:《從激進歸趨溫和─論周立波《暴風驟雨》、《山鄉巨變》革命姿態的變遷》,《船山學刊》2008年1期

综合報導


逢松:《永遠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看影片〈暴風驟雨〉有感》1961
楊軍:《「土改第一村」,走過暴風驟雨》,《南風窗》,2006年6月下


附錄:大事紀

1945.8.9 蘇軍進入東北。
1945.8.15 日本投降。
1946年初 周立波偕妻林蘭抵達元寶村
1946.5.4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簡稱《五四指示》,決定從戰時的「減租減息」,轉向以反奸、清算、退租、退息等方式將土地從地主手中分給農民。東北局隨即決定放手解決土地問題。
1946.6 北滿土改開始。
1946.7.7 東北局通過陳雲起草的《關於東北形勢與任務的決議》,要求幹部下鄉、發動群眾反奸清算、分糧分地以及參軍。11日,東北日報發表《到農村去,到群眾中去》。
1946.8.23 東北局作出《關於深入進行群眾土地鬥爭的指示》,制訂鬥爭中對各階層的具體政策。
1946.9 開展土改複查與「翻身大檢查」。
1946.11.21 東北局發出《關於解決土改運動中「半生不熟」問題的指示》,開展煮夾生飯 。
1946.12 東北初步完成土改。
1947.2.20 東北局發出《關於解決「半生不熟」與準備春耕的指示》。開展春耕後,通肯縣孫王鄉為解決生產資料問題,展開對地主「鬥財寶」,全區紛紛仿效,是為砍大樹、挖財寶的砍挖運動。
1947.2.21 華東局「二二一指示」規定土改複查工作政策。
1947.6 國共內戰全面開打。
1947夏秋間,東北區砍挖運動達到高潮,也亂打亂殺,也展開幹部「洗臉擦黑」。
1947.7 – 9.13 西柏坡召開劉少奇主持的,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制訂《中國土地法大綱》,在並不具體規定劃分農村階級標準,又全力反對右傾的情況下,大力推動沒收和平分。
1947.10.10 《中國土地法大綱》公布。
1947.11.15 – 12.25 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
1947.12-1948.1 呼蘭縣長嶺農民開「掃堂子」先河,經《東北日報》報導而蔓延。打擊面擴大到中農、工商業者。
1947.12.25 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主導提出糾「左」,強調反對侵犯中農利益;反對妨礙工商業;反對對學生、教員、教授及一般知識份子採取冒險政策;主張適當照顧開明士紳;主張地主轉入勞動滿5年以上,富農降為中貧農滿3年以上者依現狀改變成份等等。
1948.3 北滿土改基本結束。
1948.12.2 周立波完成小說《暴風驟雨》。
1949.10.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建立。
1950.6.30 《土地改革法》於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頒布。
1951 小說《暴風驟雨》獲斯大林文學獎。
1954 元寶村在互助組基礎上成立了合作社。
1955.7.31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掀起組建高級社熱潮。
1956 全國農村大規模組建高級社。
1958.10 大多數省份完成向人民公社的過渡,農民的土地又被國家收回。
1961 北京電影製片廠攝製由《暴風驟雨》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謝鐵驪導演。
1984 元寶村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重分配給農民;20年間,原地主又漸漸成為產糧大戶。
2005 導演蔣樾攝製紀錄片《暴風驟雨》,於「2005雲之南紀錄影像展」發表。
2005 元寶村「暴風驟雨紀念館」落成。


[1] http://blog.voc.com.cn/sp1/yuwenhao/13472739043.shtml
[2] 楊奎松:《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社會科學》2007年2期,亦收錄《開卷有疑─中國現代史讀書札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290。

[3] 羅平漢在接受《新京報》專訪時表示:「有些老解放區,經過8年抗戰減租減息以後,地主的土地集中程度已經不嚴重了。但是,為什麼我們要發動一場這麼大的土地改革運動?我覺得,更大的意義在於政治層面,並非經濟層面。也就是說,它需要這麼大的一場運動動員廣大的農民來支援這個戰爭。必須動用手中的資源進行再分配。通過這種土地改革運動刻意激起農民的階級感情。如果從這個層面去理解這場運動的話,就可以接受。如果單單是從社會財富的分配或者勞動產品的再分配角度來說的話,這種方式不一定可取。」(《農村運動史專家羅平漢談當代史研究瓶頸》,2008年3月16日,《新京報》。)


[4] 如:陳琳《歷史變革中的靈魂透視─〈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與〈暴風驟雨〉人物塑造之比較》, 《安徽教育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4月

[5] 毛澤東:「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樣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
[6] 呂新雨,《新紀錄運動的力與痛》,節本發表於《讀書》2006年5期,全文見 http://arts.cphoto.net/Html/syll/syxg/112802697_7.html
[7] 民國七十至七十九年出生者。
[8] 我高中時代(1998-2001)所用國立編繹館的歷史教科書,對中共已較無「妖魔化」的詆毀,然於諸般史事亦語焉不詳,多一筆帶過,老師也講得不多。如今「一綱多本」時代的中學歷史課本,對中共歷史已有較為清晰中肯的描述,惟教學現場實況如何,尚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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