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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易耨的視野重構
──當代民國外交史研究綜述
北大歷史07碩 10721055 胡又天
研究動機：你願意相信什麼？
有言道：「人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情」，然耶？
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我選擇研讀了1995至2007年《歷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期刊中有關民國外交史的論文。
北伐革命，國民黨與共產黨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義論述，在宣傳戰中將北洋軍閥打成帝國主義同路人，統合了民心士氣，並以「革命外交」爭取外援。成功之後，勝利者繼續按照革命邏輯與維繫友邦的需要，編寫了一系列的歷史與教科書，固化反動派的卑劣、我黨的偉大正確。到了國共破裂及40年代末內戰全面開打後，兩黨又各自重述歷史，互相攻訐；其所發展出來的史觀與敘述，隨著成功與敗退，在海峽兩岸各自延續了數十年。
不願盡信官方論述的人，或認知到種種主觀意圖對歷史的簡化、扭曲與遮蔽者，自然會想要知道故事的詳情與真相。可是，他們又願意相信什麼樣的事實與解釋呢？
客觀求實的學術標準，被廣泛接受、發揚了。身為「80後」（台灣稱「七年級」）的一員，又作為歷史系學生的我，帶著欣喜閱讀著一切新穎、詳實、把問題講了個清楚的論著，欣喜一切的撥雲見日，一切往昔未及注意的關鍵與細節；然而，我逐漸警覺到自己的這種欣喜。我發覺，我也是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說法，只是我的「願意」，在歷史學、多元主義、後現代思想和當代政局的薰陶之下，拓得比較寬、比較願意存疑，而把目的懸得比較高：盡量接近真實，盡量理解並諒解，從而回向我的現實關懷。
這樣，「人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情」就說得通了，而關鍵就在「願望」之上。我們接受了歷史主義的願望，開始檢討各種主觀主義的願望，也將這些願望的流變納入了史學史、思想史、政治文化史的研究範圍。我與這樣一個趨勢有著大體相同的願望，更注意到這樣一個「大同」底下有著種種可觀的「小異」。就像義大利史家克羅齊所謂「凡史皆當代」、英國史家卡爾所謂「歷史是史家與他的事實間不斷的互動過程，過去與現在之間永恆的對話」，我們都在同各自的過去及當代對話，或者搏鬥。
於是，我將本文題目定為「深耕易耨的視野重構」，以概括諸位當代學者的努力。深耕指在史料研究上的賡續發展深化，易耨指翻土、翻案、去蕪存菁。通過種種在如此基礎上重構起來的視野，我也更新了對民國外交史，及其史學與史學史的認識。謹願略加綜述於此，從而表達個人的欣賞與展望。
不平等條約與民族主義：民國外交史的基本線索
近現代中外關係史一向以國際條約（大多數不平等）為段落節點，而以民族主義貫串之；近年的研究，也都從這兩條基本現索開展。謹將我綜覽之後所重構的圖像概述如下：
具民族主義意味的「國民外交」思想在清末已然發生。1905年源於美國排華，而由上海商會主導的「抵制美貨運動」，一般認為促進了人民主權思想和全民國家觀念的興起[1]，且認為現代輿論力量如新知識份子與報刊在運動中有可貴的活躍表現。清政府在運動初期採取同情默許的態度，旋即在美國的外交壓力下軟弱下來，而對商會「願為政府後援」的力量作了冷處理。研究指出了運動的相對溫和與商會的妥協性，然未予批判。[2]
1911年辛亥革命後，革命黨人與袁世凱雙雙登上權力舞台，然因局勢未定，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雖有提出修約、廢約口號，但因顧忌列強阻撓，又期望列強承認與援助，未積極推動。同理，北京袁世凱政府也未提相關主張。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北京政府亦欲加入協約國撈取好處，但因遭日本反對而失敗。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陰將內容洩漏給報紙，帶起了民間的反日情緒。羅志田老師認為，此一時期的反日運動是中國民族主義承辛亥、啟五四的轉折點，但袁世凱最後選擇了妥協，失去了民望。[3]1917年，段祺瑞與督軍團迫使總統黎元洪對德宣戰，經府院之爭、張勳復辟等波折，代理大總統馮國璋於8月14日正式宣戰，進而片面廢止與德奧兩國先前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戰後再以平等的新約確認戰時舉措。[4]
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政府第一次系統提出了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的修約願望，然事與願違，引發了五四運動。到1921年華盛頓會議，為應對中國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美國提出了「門戶開放」國際化，以國際合作代替競爭，將中國推向漸進自由主義道路的「華盛頓方案」。此新秩序經由《四強協定》和《九國公約》而告成，但是口惠而實不至，反而使列強在華特權進一步合法化，使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由期望、失望而益發憤怒。在華盛頓會議中，對於關稅問題，北京政府在財政危機下主勉允立即加徵30%關稅，顧維鈞反對而未聽命，這一類事例顯示了政府與外交家關係的緊張。[5]
相對的，新生的蘇俄在廢約路上大步前進，三次聲明蘇維埃放棄一切特權，而一方面與北京政府商談修約，一方面扶植中國共產黨，支持孫中山剛剛通過改組的國民黨。華盛頓秩序增強了「國民革命」的動力，1925年「五卅慘案」更引發了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北京的段祺瑞執政府亦利用民氣，轉移了當時的執政危機，迫使列強在關稅會議問題上作出讓步，然後再拋棄群眾[6]。
1927年1月，國民政府隨北伐軍遷都武漢，民眾與英國水兵發生衝突；暴亂之後，中方接管了英租界，並於3月正式收回，民心士氣更空前高漲。然而，民眾的過激運動也一再干擾政府分化列強、促使美日中立、集中力量反英的外交方針，迫使武漢政府由限制民眾走向壓制民眾，從而反被列強分化，輾轉導致了4月12日的政變。
另一方面，近年的研究也展現了國民革命大潮中一些「異議者」的精神面貌。如章太炎認為聯俄的國民黨是「勾結外援，侵略祖國」，而作了許多「反赤」的活動與言論，但在五卅運動大行其道時，站在祖國的立場上，章太炎、梁啟超等士人／知識份子也不得不表態支持他們並不喜歡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從而更加氣惱。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亦抓住「反赤」的口號攻擊國民黨，然因其內部紛爭、矛盾重重，自己也治民不得其道，終被北伐軍各個擊破，章太炎也只好失望沉潛。[7]
1927年，寧漢分裂又合流後，共產黨12月失敗的廣州起義導致了國民黨與蘇聯的決裂。此時蔣介石在統一征程中已不得不考慮日本，因而通過留日的黃郛與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力圖與田中內閣達成協議，希望日本保持中立。此後田中內閣繼續同情和支持蔣介石。[8]然則，1928年5月3日，意欲保衛日本在滿蒙、東北利益的軍部勢力以「護僑」為名義，佔領了濟南，屠殺軍民與中方交涉員，破壞了日本政府可能保持的中立，是為五三慘案。濟南事件的發生迫使北洋軍在民族大義前不戰而退，實際上間接促進了中國的統一，也讓國府在暫時隱忍、低調交涉的同時，將外交重心漸漸轉向了美國。羅志田老師認為：「濟南事件影響最深遠的後果是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從此中國民族主義禦外的一面就壓倒了其民族國家建設 (National-building) 的一面。」[9]
此前，直到1928年，北京政府與外交家在推動修約外交上也取得了一定進展，如各國在1925年關稅會議中承認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並於1929年1月生效。但此進程也不可免地被國內紛爭和愈發強大的北伐力量削弱；最後，於1928年6月佔領北京，在名義上基本統一了中國的國民政府繼承了北京政府的成果。國府隨即宣布開展「革命外交」，求逐步廢除不平等條約，第一期恢復關稅自主權；第二期取消治外法權；第三期收回租界；第四期收回租借地；第五期收回鐵路利權、內河航行權、沿海貿易權等。至1928年底，與中國有貿易關係的主要國家，除日本外，均與中國簽訂了關稅條約。日方態度僵硬，遲遲不願讓出利權，直至1930年5月才簽訂了新的《關稅協定》，日方輿論對此猶有不滿，中國輿論更早已屢次痛罵日本。[10]積累的敵意與日本少壯派軍人的冒進，最終導致了九一八事變。
濟案發生後中日兩國先後在南京、上海進行了近十次談判，最終秘密達成了「解決」的協議。中方以諸多的保証措施、甚至以承認北京政府時期日本在山東的權益和不平等條約為條件，換取了日本的撤兵，而濟案本質上仍未「解決」。國民政府在濟案交涉中的妥協，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11]另一方面，1928至1929年，各地民眾於濟案後也自發成立了「反日會」。反日會早期受南京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控制，從事和平的對日絕交運動；後期除上海等少數地方組織外，領導權大多落入國民黨改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支配。反日會自始要求南京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恢復民眾運動」，堅持實行「革命外交」，力主公正解決濟案和廢除中日不平等條約，然因國民黨的內鬥、「包而不辦」的「包辦」政策與日方壓力，各地反日會與黨的關係漸趨緊張，終而被取締乃至取消，然其努力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妥協、屈辱的《濟案協定》的簽訂，其事蹟反映了國民黨在內外種種壓力下對群眾組織的複雜心態與互動。[12]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對廢除列強領事裁判權的談判半途而廢，修約外交長期停滯，蔣介石不願過早對日開戰，採取了妥協、綏靖政策，並以鎢礦等稀有礦產結交納粹德國，換取軍事援助；對內則藉剿共削弱地方軍，國內不滿聲浪漸高。西安事變後，蔣不得已改唱團結一致對外的調子，至1937年七七事變後，乃於廬山宣示抗戰決心。抗戰前期，國府基本以「苦撐待變」為基本外交方針；歐戰爆發後，國府亦審慎應對蘇德的突然妥協等種種意外。蘇芬戰爭爆發及蘇聯被國聯開除後，中蘇關系日漸疏遠，中美關系則更為國府重視。[13]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後，中國正式對德、義、日宣戰，同時逕行宣布廢止與軸心國的不平等條約，然後對聲明過戰後再談的美、英提出提前廢約問題。1942年10月，中國與美、英的談判開始，過程中英國拒絕交出新界，最後中方讓步，決擱置九龍問題，至1943年1月11日簽訂了平等新約，中國從此在形式上取得與美、英平等的地位。但在實質上，中國仍未擺脫受人支配的地位，1945年雅爾達協定與中蘇協定的簽訂便是顯例；1946年中美簽訂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也是形式平等、實質不平等的條約，因為美國可以來華享受條約所提供的便利，中國卻沒有能力去美國享受。
1945年8月9日，蘇軍開進東北，日本投降後先與國府協議將政權移交國軍，一方面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攘得了長春鐵路、旅順、大連港等利權，另一方面也暗助中共。馬歇爾於12月使華調處東北問題，渴望和平的國人曾寄予厚望，然終於失敗。1946年3月8日蘇軍逕將長春交與中共，國共終又在4月16日爆發四平會戰。國府爭取到了美國「扶蔣反共」，然仍節節敗退，中共對蔣的輿論攻勢也益發兇猛。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共開啟了新的時代，一反民國各屆政府的軟弱，以作為新中國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規定「對於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在堅定的立場上，保持靈活處理的權術。王建朗以1950年新簽《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為中國完全掙脫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標誌，惟與英國在香港主權上還拖到了1997年方回歸。至於1949年敗退台灣以後的中華民國外交史，便是另一個斷代的課題了。[14]
翻案、再立案：現在與兩種「過去」的對話
正如卡爾所說歷史是「過去與現在之間永恆的對話」，我們在近年的民國外交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兩種「過去」：一種是以往的「事實」，另一種是或許依然流行於今的相關論述，即學術史。陸揚先生說：「史學家的任務是要給大眾挑戰，讓大家接受說，我們平常接受的史學觀念是有問題的，對歷史發展的一些看法，是過於簡單的......而不是反過來印證大家已經有的很通俗的觀念，這對大家一點好處都沒有。」觀察近年論著對以往觀念的梳理、辨正，也就可以略見「過去」的思維理則與「願望」。
朱英《晚清史研究的新趨向》（《近代史研究》1996年1期）是本文考察範圍內最早一篇敘述「翻案」風潮的文章。作者總結了「否定革命，肯定改革」、「正面人物遭輕視，反面人物受贊揚」兩大觀念轉向，並對當時中國「晚清政治熱」作出了解釋，認為是80年代清除「左」傾思考方式，以及1989年後大陸文化學術界通過自身反省，比較普遍放棄和批判政治激進主義，轉而推崇保守主義所致。在這樣的思潮下，過去對革命和激進派的過度肯定得到了校正。
王建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史考察》 （《歷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也體現了學界從「革命」到務實的轉向。本文除對廢約進程勾畫了簡要的脈絡，也重新評價了一些歷史公案，如北京政府一戰時因對德奧宣戰，得以收回其在華權力；雖然沒有派出軍隊，但數十萬華工為協約國的生產貢獻重大，這就矯正了以往「參而不戰」的譏刺。作者又以平和、理性而正面的筆調總結道，中國得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第一，是幾代人和數屆政府不斷努力的結果，其中既包括最後畢其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包括一直以革命黨人自居的南京國民政府，還包括具有更大的妥協性的北京政府；群眾性的反帝運動為廢約構築了堅實基礎，歷屆政府的廢約外交國家意志的正式表達，二者相輔相成，但以往的研究未予後者以足夠的重視；第三，由於廢約外交在絕大部分時期內仍屬弱國外交，因此前過程是漸進的，中國不得不耐心地從廢除某一國家或某一方面的特權開始，一步步地艱難前進，以迄於成。
崔志海《關於美國第一次退還部份庚款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2004年1期）提出「美國將退款用於興學，一方面固然是從美國的長遠利益出發，但同時在客觀上促進了當時中國的改革和進步。因此，這是一件對中美兩國都有利的事情，值得重新評價。」如此肯定其積極意義，推翻以往「文化侵略」之批判，也展現並試圖推廣著一種或許可以稱為「大國氣度」的心胸，很是可喜。
牛大勇老師、陳長偉學長《北伐時期列強對華政策研究評介》一文彌足珍貴。此文回顧了中外學者從（一）1940年代至 1950年代的初步研究；（二）1960年代至1970年代新前沿的開拓；（三）1980 年代的新進展；到（四）1990 年代以來的研究近況。
中國學者，在第一時期宥於環境和史料的侷限，而不免有以政治定見來作研究的問題，但還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開創了從大革命中內外政治矛盾交錯的中國視角，分析有關史實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與外國學者大不相同、但被後來的研究證實了的基本判斷。同時的外國學者，則主要關注列強對中國民族主義整體的態度。
第二時期，中國基本沒有進展，外國學者則得益於美國檔案的陸續開放而有所開拓。文章特別介紹了入江昭的名著《帝國主義之後─1921-1931年對遠東新秩序的探索》，全書以日、美對華政策為重點，而極大地豐富了日本在1927年四一二政變前後的日本政策相關知識；老師並特別指出「值得注意」的一點：「他斷言沒有任何列強對蔣介石的政變發揮過活躍的催生作用......『沒有根據指責美國政府支持或慫恿蔣介石1927年反共反左派的政變』，『實際上，美國駐華官員大多對國民黨右派 4月12日上海政變的陰謀一無所知。』這種看法得到美國學術界的普遍贊成。」這提示了翻案或爭議的可能。
第三時期，中外學者開始交流；1984年，中國學者根據大量檔案材料發表了《日本帝國主義是 「四‧一二」政變的直接策動者》和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與帝國主義關系再探討》，引發了熱烈的討論。藉由敘述多位中美學者圍繞著此項爭議而展開的研究，老師向我們展示了益發活泛的學術氣氛，以及一個課題從翻案、再立案到再翻案、又再立案的反覆辯證完善的過程。也在此期，北京政府修約外交開始得到正面評價，武漢政府「革命外交」開始受到批評。
第四時期以降，此課題的吸引力依然未減，台灣學者唐啟華、吳翎君等也進入了大陸學界的視野。然而，「不幸的是研究成果又已如此之多，對學術史稍有疏忽或用功不到位，往往就會踏進重複勞動的誤區」，有許多學者作了些無價值的文章。最後，老師對學界提出了在史料收集、專題學術史深化、新理論及視角的採用、戒從教條或概念出發、比較研究、檔案的開放、海內外交流等七個方面的展望。從「永恆的對話」的觀點來看，這也就是一個段落的小結了。
闡幽發微：詢喚一個什麼樣的歷史觀
本節和上一節的題名是互文見義的。
唐啟華《「北洋外交」研究評介》（《歷史研究》2004年4期）也是一篇重要的綜述文章。作者開宗明義，主張在全球化的今日，國際地位漸升的中國應「以平允開闊的世界觀，回顧中國參與近代世界體系的歷程，平衡過去強調反帝、充滿『民族主義』悲情色彩的外交史論述，協助國民建立健康的『歷史觀』，昂首邁入21世紀。」這段宣言，呼應著80年代以來學術文化界的思潮，也牽動著我的願望。
然則，要怎樣才能「平允開闊」呢？我想，或許要能先對複雜的歷史情境「奇詭深細」進去，才能「平允開闊」出來吧。不然，先教人開闊的大原則，再教他深細進去條分縷析，使他最終自己建立一套不止於「和稀泥」或人云亦云的觀念，才可以算是健康吧。這也是我在研讀所選文章時，所感受到的功夫。
《「北洋外交」研究評介》分別敘述了台灣、大陸、日本、歐美對「北洋外交」的研究近況：歐美學者向具全球視野，勇於結合社會科學理論等方法提出新觀點，並一貫對北洋外交持肯定態度，然亦有不脫西方中心觀、趕流行趨時髦之缺點，「近年來外交史在西方不熱門了，做北洋外交研究的學者也比較少了。」日本則注重實證研究，注重東亞全局，日、美、蘇、英、中之間國際政治的變動，以及環繞中國海關的列強及中國之競爭；也比較注重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廣東、東北、新疆等）；其學風嚴謹，並有不少年輕學者具團隊精神，勤跑各國檔案館，可謂「畏友」。
兩岸方面，作者肯定了近十多年來，意識型態束縛減輕後，學界突破過去對北洋的成見，結合檔案材料的開放與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在國際層面、東亞層次、中國層次所作出的新成果，而在文末整理出了許多「翻案」。如：
過去學界認為北洋外交接續清末之餘緒，到北伐之後結束。廣州的新外交路線則影響到武漢及南京政府。近年的研究成果提出另一種看法，強調民國初年的外交，應以北京政府為主體，廣州政府只能居於次要地位。......
北洋軍閥與列強關係的新研究，常指出他們的民族意識都很強，並無出賣國權的意圖。一些研究對袁世凱外交持肯定的態度，對軍閥是列強走狗的說法也提出質疑 。英美等國基本上支持北京政府，對於個別軍閥或有好感，但並無介入中國內政以支持之的證據，反倒是蘇聯對於馮玉祥及廣州政府的援助比較明顯。
也敘述了一些「新立案」，如「地方外交」：
一些學者注意到地方外交，當時中國內部分裂，除國際承認的北京政府外，廣州政府、東北當局、新疆當局等都有對外的交涉，甚至各大軍閥也都有其 外交代表，常繞過外交部，直接與列強往來。各省交涉員也不時與各國領事有外交往還。北洋時期，中央與地方之間處理外交事務的關系，還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
不論是「翻案」、「再立案」或者「新立案」，我發現，大多數被推重的論著，不但可以滿足學者在知識、認識上的願望，還可以引導我們進一步拓展那「願望」本身的深度與廣度。本節所綜述的綜述文章，也是如此拓展了我願望的廣度；說白一點，就是讓我想去研讀那些名著，學到他們的眼光。
於是，學者在文理脈絡中闡幽發微的進路，便顯得格外可觀了──「深」在其中矣。也於是，我似乎理解了為什麼專題研究成為了現當代史的主流──可以最經濟地承載問題意識及現實關懷。例如對北京政府外交家積極評價的論文，便發展出了一套比較中肯，而使人願意遵循以代替俗見、成見的分析方法與評價標準。有一個人因為這樣一篇文章，改變了他認知外事的意願，就是作者的一分功德。
也因此，我在重讀《中外矛盾與國內政爭：北伐前後章太炎的「反赤」活動與言論 》一文時，便特別注意羅志田老師如何處理章太炎這樣一個極為特殊、又具有代表性的「失敗者」的「願望」。
老師注意到章太炎本人對其政論的重視，和當代、後代人對他這一方面的忽略或「遮醜」，而在文中努力還原了他的意圖，從而展開那一代士人／知識份子，在與現實的失望互動中所折射出的，國民黨不得人心（一部份的人心）的一面，或者軍閥好像還可以寄望一二的一面；這些面向是被後來的革命論述藐視了的，一種被異端化了的民族主義吧。或許，這樣一類對邊緣、角落的關照與重新發掘，也就能在客觀上、在某種意義上，為當代的種種非主流思想，提供與主旋律隱然分庭抗禮的可能。
或許，可以將當代這樣普遍顯隱於學界前沿的慧命，稱為一種賡續內省的「盛世潛流」。
結論與展望：賡續內省的盛世潛流
賡續內省：我們能不斷檢覈自己對歷史的認知，隨時省思自己「願意相信什麼」的那個「願望」，是否存在著問題，能否修正得更具意義與價值。將這樣的思索擴及全民，就是對本國族的隨時重新定位、定性與定調。
江山同學介紹彼得．杜贊奇的著作《Rescuing History for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我大一時讀過後現代主義史學家詹金斯（Keith Jenkins）《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其中一句宗旨，是教人「從對確定性的欲望中解放出來」，我對這句話印象深刻。這裡，或許我們可以把它改一下，改成：「從對良好自我感覺的欲望中解放出來」，作為「賡續內省」的注腳。
孤傲如章太炎，其一些「不太高明的政治活動」底下的精神面貌如何呢？自身的耿介、對政局的孤憤，綜合表現出一篇篇又臭又硬的奇文。在以往的思維中，他的異端表現被國民黨粗暴地發文「通緝」抹煞了；現在我們以後見之明，算能較客觀地看到了他心理活動的一些影跡。然而，有沒有更多探討民國時期當事的主政者、外交家、士人之類心理活動的論著呢？目前似乎是比較少的。我希望能多見一些。
「人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情」，如果我們接受這個說法，那麼，那些「願力」交織而成的，對事情的認識，是如何發展、完成的？這是我最近在思索的一大問題，也或許是研究「國民外交」及相關輿論一個可以切入的視角。
對於事情，願望詢喚解釋，解釋帶出理論，理論型塑認識，認識統合意志，意志構成制約，制約人、我一切從意志到願望的彼此估計，交織成一種霸權，導向不得不順著這套邏輯演進的行為，與相應的反動；無明以生，群黨以成，成為羅志田老師所謂的「機構導致腐化」，或僵化。或許我可以從這一套思路來破解種種外交思維，但又害怕會有簡單化、標籤化的弊病，乃至像1947年2月凱南《長電報》分析蘇聯思維那樣，成了一套自我實現的冷戰預言。希望各位師友能就此困惑予我一些指教。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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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建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史考察》 ，《歷史研究》1997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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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建朗，前引文。
[5] 金光耀：《顧維鈞與華盛頓會議》，《歷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
[6] 馮筱才：《滬案交涉、五卅運動與一九二五年的執政府》，《歷史研究》2004年1期。
[7] 羅志田：《中外矛盾與國內政爭──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動與言論》，《歷史研究》1997年6期。
[8] 牛大勇、陳長偉《北伐時期列強對華政策研究評介》，《歷史研究》2005年3期。
[9] 羅志田：《濟南事件與中美關係的轉折》，《歷史研究》1996年2期。
[10] 王建朗，前引文。
[11] 臧運祜：《中日關於濟案的交涉及其「解決」》，《歷史研究》2004年1期。
[12] 周斌：《1928至1929年的反日會》，《近代史研究》2004年2期。
[13] 王建朗：《歐洲變局與國民政府的因應──試析二戰爆發前後的中國外交》， 《歷史研究》2004年4期。
[14] 王建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史考察》 ，《歷史研究》1997年5期。
──當代民國外交史研究綜述
北大歷史07碩 10721055 胡又天
研究動機：你願意相信什麼？
有言道：「人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情」，然耶？
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我選擇研讀了1995至2007年《歷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期刊中有關民國外交史的論文。
北伐革命，國民黨與共產黨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義論述，在宣傳戰中將北洋軍閥打成帝國主義同路人，統合了民心士氣，並以「革命外交」爭取外援。成功之後，勝利者繼續按照革命邏輯與維繫友邦的需要，編寫了一系列的歷史與教科書，固化反動派的卑劣、我黨的偉大正確。到了國共破裂及40年代末內戰全面開打後，兩黨又各自重述歷史，互相攻訐；其所發展出來的史觀與敘述，隨著成功與敗退，在海峽兩岸各自延續了數十年。
不願盡信官方論述的人，或認知到種種主觀意圖對歷史的簡化、扭曲與遮蔽者，自然會想要知道故事的詳情與真相。可是，他們又願意相信什麼樣的事實與解釋呢？
客觀求實的學術標準，被廣泛接受、發揚了。身為「80後」（台灣稱「七年級」）的一員，又作為歷史系學生的我，帶著欣喜閱讀著一切新穎、詳實、把問題講了個清楚的論著，欣喜一切的撥雲見日，一切往昔未及注意的關鍵與細節；然而，我逐漸警覺到自己的這種欣喜。我發覺，我也是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說法，只是我的「願意」，在歷史學、多元主義、後現代思想和當代政局的薰陶之下，拓得比較寬、比較願意存疑，而把目的懸得比較高：盡量接近真實，盡量理解並諒解，從而回向我的現實關懷。
這樣，「人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情」就說得通了，而關鍵就在「願望」之上。我們接受了歷史主義的願望，開始檢討各種主觀主義的願望，也將這些願望的流變納入了史學史、思想史、政治文化史的研究範圍。我與這樣一個趨勢有著大體相同的願望，更注意到這樣一個「大同」底下有著種種可觀的「小異」。就像義大利史家克羅齊所謂「凡史皆當代」、英國史家卡爾所謂「歷史是史家與他的事實間不斷的互動過程，過去與現在之間永恆的對話」，我們都在同各自的過去及當代對話，或者搏鬥。
於是，我將本文題目定為「深耕易耨的視野重構」，以概括諸位當代學者的努力。深耕指在史料研究上的賡續發展深化，易耨指翻土、翻案、去蕪存菁。通過種種在如此基礎上重構起來的視野，我也更新了對民國外交史，及其史學與史學史的認識。謹願略加綜述於此，從而表達個人的欣賞與展望。
不平等條約與民族主義：民國外交史的基本線索
近現代中外關係史一向以國際條約（大多數不平等）為段落節點，而以民族主義貫串之；近年的研究，也都從這兩條基本現索開展。謹將我綜覽之後所重構的圖像概述如下：
具民族主義意味的「國民外交」思想在清末已然發生。1905年源於美國排華，而由上海商會主導的「抵制美貨運動」，一般認為促進了人民主權思想和全民國家觀念的興起[1]，且認為現代輿論力量如新知識份子與報刊在運動中有可貴的活躍表現。清政府在運動初期採取同情默許的態度，旋即在美國的外交壓力下軟弱下來，而對商會「願為政府後援」的力量作了冷處理。研究指出了運動的相對溫和與商會的妥協性，然未予批判。[2]
1911年辛亥革命後，革命黨人與袁世凱雙雙登上權力舞台，然因局勢未定，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雖有提出修約、廢約口號，但因顧忌列強阻撓，又期望列強承認與援助，未積極推動。同理，北京袁世凱政府也未提相關主張。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北京政府亦欲加入協約國撈取好處，但因遭日本反對而失敗。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陰將內容洩漏給報紙，帶起了民間的反日情緒。羅志田老師認為，此一時期的反日運動是中國民族主義承辛亥、啟五四的轉折點，但袁世凱最後選擇了妥協，失去了民望。[3]1917年，段祺瑞與督軍團迫使總統黎元洪對德宣戰，經府院之爭、張勳復辟等波折，代理大總統馮國璋於8月14日正式宣戰，進而片面廢止與德奧兩國先前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戰後再以平等的新約確認戰時舉措。[4]
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政府第一次系統提出了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的修約願望，然事與願違，引發了五四運動。到1921年華盛頓會議，為應對中國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美國提出了「門戶開放」國際化，以國際合作代替競爭，將中國推向漸進自由主義道路的「華盛頓方案」。此新秩序經由《四強協定》和《九國公約》而告成，但是口惠而實不至，反而使列強在華特權進一步合法化，使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由期望、失望而益發憤怒。在華盛頓會議中，對於關稅問題，北京政府在財政危機下主勉允立即加徵30%關稅，顧維鈞反對而未聽命，這一類事例顯示了政府與外交家關係的緊張。[5]
相對的，新生的蘇俄在廢約路上大步前進，三次聲明蘇維埃放棄一切特權，而一方面與北京政府商談修約，一方面扶植中國共產黨，支持孫中山剛剛通過改組的國民黨。華盛頓秩序增強了「國民革命」的動力，1925年「五卅慘案」更引發了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北京的段祺瑞執政府亦利用民氣，轉移了當時的執政危機，迫使列強在關稅會議問題上作出讓步，然後再拋棄群眾[6]。
1927年1月，國民政府隨北伐軍遷都武漢，民眾與英國水兵發生衝突；暴亂之後，中方接管了英租界，並於3月正式收回，民心士氣更空前高漲。然而，民眾的過激運動也一再干擾政府分化列強、促使美日中立、集中力量反英的外交方針，迫使武漢政府由限制民眾走向壓制民眾，從而反被列強分化，輾轉導致了4月12日的政變。
另一方面，近年的研究也展現了國民革命大潮中一些「異議者」的精神面貌。如章太炎認為聯俄的國民黨是「勾結外援，侵略祖國」，而作了許多「反赤」的活動與言論，但在五卅運動大行其道時，站在祖國的立場上，章太炎、梁啟超等士人／知識份子也不得不表態支持他們並不喜歡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從而更加氣惱。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亦抓住「反赤」的口號攻擊國民黨，然因其內部紛爭、矛盾重重，自己也治民不得其道，終被北伐軍各個擊破，章太炎也只好失望沉潛。[7]
1927年，寧漢分裂又合流後，共產黨12月失敗的廣州起義導致了國民黨與蘇聯的決裂。此時蔣介石在統一征程中已不得不考慮日本，因而通過留日的黃郛與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力圖與田中內閣達成協議，希望日本保持中立。此後田中內閣繼續同情和支持蔣介石。[8]然則，1928年5月3日，意欲保衛日本在滿蒙、東北利益的軍部勢力以「護僑」為名義，佔領了濟南，屠殺軍民與中方交涉員，破壞了日本政府可能保持的中立，是為五三慘案。濟南事件的發生迫使北洋軍在民族大義前不戰而退，實際上間接促進了中國的統一，也讓國府在暫時隱忍、低調交涉的同時，將外交重心漸漸轉向了美國。羅志田老師認為：「濟南事件影響最深遠的後果是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從此中國民族主義禦外的一面就壓倒了其民族國家建設 (National-building) 的一面。」[9]
此前，直到1928年，北京政府與外交家在推動修約外交上也取得了一定進展，如各國在1925年關稅會議中承認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並於1929年1月生效。但此進程也不可免地被國內紛爭和愈發強大的北伐力量削弱；最後，於1928年6月佔領北京，在名義上基本統一了中國的國民政府繼承了北京政府的成果。國府隨即宣布開展「革命外交」，求逐步廢除不平等條約，第一期恢復關稅自主權；第二期取消治外法權；第三期收回租界；第四期收回租借地；第五期收回鐵路利權、內河航行權、沿海貿易權等。至1928年底，與中國有貿易關係的主要國家，除日本外，均與中國簽訂了關稅條約。日方態度僵硬，遲遲不願讓出利權，直至1930年5月才簽訂了新的《關稅協定》，日方輿論對此猶有不滿，中國輿論更早已屢次痛罵日本。[10]積累的敵意與日本少壯派軍人的冒進，最終導致了九一八事變。
濟案發生後中日兩國先後在南京、上海進行了近十次談判，最終秘密達成了「解決」的協議。中方以諸多的保証措施、甚至以承認北京政府時期日本在山東的權益和不平等條約為條件，換取了日本的撤兵，而濟案本質上仍未「解決」。國民政府在濟案交涉中的妥協，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11]另一方面，1928至1929年，各地民眾於濟案後也自發成立了「反日會」。反日會早期受南京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控制，從事和平的對日絕交運動；後期除上海等少數地方組織外，領導權大多落入國民黨改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支配。反日會自始要求南京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恢復民眾運動」，堅持實行「革命外交」，力主公正解決濟案和廢除中日不平等條約，然因國民黨的內鬥、「包而不辦」的「包辦」政策與日方壓力，各地反日會與黨的關係漸趨緊張，終而被取締乃至取消，然其努力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妥協、屈辱的《濟案協定》的簽訂，其事蹟反映了國民黨在內外種種壓力下對群眾組織的複雜心態與互動。[12]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對廢除列強領事裁判權的談判半途而廢，修約外交長期停滯，蔣介石不願過早對日開戰，採取了妥協、綏靖政策，並以鎢礦等稀有礦產結交納粹德國，換取軍事援助；對內則藉剿共削弱地方軍，國內不滿聲浪漸高。西安事變後，蔣不得已改唱團結一致對外的調子，至1937年七七事變後，乃於廬山宣示抗戰決心。抗戰前期，國府基本以「苦撐待變」為基本外交方針；歐戰爆發後，國府亦審慎應對蘇德的突然妥協等種種意外。蘇芬戰爭爆發及蘇聯被國聯開除後，中蘇關系日漸疏遠，中美關系則更為國府重視。[13]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後，中國正式對德、義、日宣戰，同時逕行宣布廢止與軸心國的不平等條約，然後對聲明過戰後再談的美、英提出提前廢約問題。1942年10月，中國與美、英的談判開始，過程中英國拒絕交出新界，最後中方讓步，決擱置九龍問題，至1943年1月11日簽訂了平等新約，中國從此在形式上取得與美、英平等的地位。但在實質上，中國仍未擺脫受人支配的地位，1945年雅爾達協定與中蘇協定的簽訂便是顯例；1946年中美簽訂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也是形式平等、實質不平等的條約，因為美國可以來華享受條約所提供的便利，中國卻沒有能力去美國享受。
1945年8月9日，蘇軍開進東北，日本投降後先與國府協議將政權移交國軍，一方面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攘得了長春鐵路、旅順、大連港等利權，另一方面也暗助中共。馬歇爾於12月使華調處東北問題，渴望和平的國人曾寄予厚望，然終於失敗。1946年3月8日蘇軍逕將長春交與中共，國共終又在4月16日爆發四平會戰。國府爭取到了美國「扶蔣反共」，然仍節節敗退，中共對蔣的輿論攻勢也益發兇猛。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共開啟了新的時代，一反民國各屆政府的軟弱，以作為新中國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規定「對於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在堅定的立場上，保持靈活處理的權術。王建朗以1950年新簽《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為中國完全掙脫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標誌，惟與英國在香港主權上還拖到了1997年方回歸。至於1949年敗退台灣以後的中華民國外交史，便是另一個斷代的課題了。[14]
翻案、再立案：現在與兩種「過去」的對話
正如卡爾所說歷史是「過去與現在之間永恆的對話」，我們在近年的民國外交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兩種「過去」：一種是以往的「事實」，另一種是或許依然流行於今的相關論述，即學術史。陸揚先生說：「史學家的任務是要給大眾挑戰，讓大家接受說，我們平常接受的史學觀念是有問題的，對歷史發展的一些看法，是過於簡單的......而不是反過來印證大家已經有的很通俗的觀念，這對大家一點好處都沒有。」觀察近年論著對以往觀念的梳理、辨正，也就可以略見「過去」的思維理則與「願望」。
朱英《晚清史研究的新趨向》（《近代史研究》1996年1期）是本文考察範圍內最早一篇敘述「翻案」風潮的文章。作者總結了「否定革命，肯定改革」、「正面人物遭輕視，反面人物受贊揚」兩大觀念轉向，並對當時中國「晚清政治熱」作出了解釋，認為是80年代清除「左」傾思考方式，以及1989年後大陸文化學術界通過自身反省，比較普遍放棄和批判政治激進主義，轉而推崇保守主義所致。在這樣的思潮下，過去對革命和激進派的過度肯定得到了校正。
王建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史考察》 （《歷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也體現了學界從「革命」到務實的轉向。本文除對廢約進程勾畫了簡要的脈絡，也重新評價了一些歷史公案，如北京政府一戰時因對德奧宣戰，得以收回其在華權力；雖然沒有派出軍隊，但數十萬華工為協約國的生產貢獻重大，這就矯正了以往「參而不戰」的譏刺。作者又以平和、理性而正面的筆調總結道，中國得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第一，是幾代人和數屆政府不斷努力的結果，其中既包括最後畢其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包括一直以革命黨人自居的南京國民政府，還包括具有更大的妥協性的北京政府；群眾性的反帝運動為廢約構築了堅實基礎，歷屆政府的廢約外交國家意志的正式表達，二者相輔相成，但以往的研究未予後者以足夠的重視；第三，由於廢約外交在絕大部分時期內仍屬弱國外交，因此前過程是漸進的，中國不得不耐心地從廢除某一國家或某一方面的特權開始，一步步地艱難前進，以迄於成。
崔志海《關於美國第一次退還部份庚款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2004年1期）提出「美國將退款用於興學，一方面固然是從美國的長遠利益出發，但同時在客觀上促進了當時中國的改革和進步。因此，這是一件對中美兩國都有利的事情，值得重新評價。」如此肯定其積極意義，推翻以往「文化侵略」之批判，也展現並試圖推廣著一種或許可以稱為「大國氣度」的心胸，很是可喜。
牛大勇老師、陳長偉學長《北伐時期列強對華政策研究評介》一文彌足珍貴。此文回顧了中外學者從（一）1940年代至 1950年代的初步研究；（二）1960年代至1970年代新前沿的開拓；（三）1980 年代的新進展；到（四）1990 年代以來的研究近況。
中國學者，在第一時期宥於環境和史料的侷限，而不免有以政治定見來作研究的問題，但還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開創了從大革命中內外政治矛盾交錯的中國視角，分析有關史實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與外國學者大不相同、但被後來的研究證實了的基本判斷。同時的外國學者，則主要關注列強對中國民族主義整體的態度。
第二時期，中國基本沒有進展，外國學者則得益於美國檔案的陸續開放而有所開拓。文章特別介紹了入江昭的名著《帝國主義之後─1921-1931年對遠東新秩序的探索》，全書以日、美對華政策為重點，而極大地豐富了日本在1927年四一二政變前後的日本政策相關知識；老師並特別指出「值得注意」的一點：「他斷言沒有任何列強對蔣介石的政變發揮過活躍的催生作用......『沒有根據指責美國政府支持或慫恿蔣介石1927年反共反左派的政變』，『實際上，美國駐華官員大多對國民黨右派 4月12日上海政變的陰謀一無所知。』這種看法得到美國學術界的普遍贊成。」這提示了翻案或爭議的可能。
第三時期，中外學者開始交流；1984年，中國學者根據大量檔案材料發表了《日本帝國主義是 「四‧一二」政變的直接策動者》和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與帝國主義關系再探討》，引發了熱烈的討論。藉由敘述多位中美學者圍繞著此項爭議而展開的研究，老師向我們展示了益發活泛的學術氣氛，以及一個課題從翻案、再立案到再翻案、又再立案的反覆辯證完善的過程。也在此期，北京政府修約外交開始得到正面評價，武漢政府「革命外交」開始受到批評。
第四時期以降，此課題的吸引力依然未減，台灣學者唐啟華、吳翎君等也進入了大陸學界的視野。然而，「不幸的是研究成果又已如此之多，對學術史稍有疏忽或用功不到位，往往就會踏進重複勞動的誤區」，有許多學者作了些無價值的文章。最後，老師對學界提出了在史料收集、專題學術史深化、新理論及視角的採用、戒從教條或概念出發、比較研究、檔案的開放、海內外交流等七個方面的展望。從「永恆的對話」的觀點來看，這也就是一個段落的小結了。
闡幽發微：詢喚一個什麼樣的歷史觀
本節和上一節的題名是互文見義的。
唐啟華《「北洋外交」研究評介》（《歷史研究》2004年4期）也是一篇重要的綜述文章。作者開宗明義，主張在全球化的今日，國際地位漸升的中國應「以平允開闊的世界觀，回顧中國參與近代世界體系的歷程，平衡過去強調反帝、充滿『民族主義』悲情色彩的外交史論述，協助國民建立健康的『歷史觀』，昂首邁入21世紀。」這段宣言，呼應著80年代以來學術文化界的思潮，也牽動著我的願望。
然則，要怎樣才能「平允開闊」呢？我想，或許要能先對複雜的歷史情境「奇詭深細」進去，才能「平允開闊」出來吧。不然，先教人開闊的大原則，再教他深細進去條分縷析，使他最終自己建立一套不止於「和稀泥」或人云亦云的觀念，才可以算是健康吧。這也是我在研讀所選文章時，所感受到的功夫。
《「北洋外交」研究評介》分別敘述了台灣、大陸、日本、歐美對「北洋外交」的研究近況：歐美學者向具全球視野，勇於結合社會科學理論等方法提出新觀點，並一貫對北洋外交持肯定態度，然亦有不脫西方中心觀、趕流行趨時髦之缺點，「近年來外交史在西方不熱門了，做北洋外交研究的學者也比較少了。」日本則注重實證研究，注重東亞全局，日、美、蘇、英、中之間國際政治的變動，以及環繞中國海關的列強及中國之競爭；也比較注重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廣東、東北、新疆等）；其學風嚴謹，並有不少年輕學者具團隊精神，勤跑各國檔案館，可謂「畏友」。
兩岸方面，作者肯定了近十多年來，意識型態束縛減輕後，學界突破過去對北洋的成見，結合檔案材料的開放與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在國際層面、東亞層次、中國層次所作出的新成果，而在文末整理出了許多「翻案」。如：
過去學界認為北洋外交接續清末之餘緒，到北伐之後結束。廣州的新外交路線則影響到武漢及南京政府。近年的研究成果提出另一種看法，強調民國初年的外交，應以北京政府為主體，廣州政府只能居於次要地位。......
北洋軍閥與列強關係的新研究，常指出他們的民族意識都很強，並無出賣國權的意圖。一些研究對袁世凱外交持肯定的態度，對軍閥是列強走狗的說法也提出質疑 。英美等國基本上支持北京政府，對於個別軍閥或有好感，但並無介入中國內政以支持之的證據，反倒是蘇聯對於馮玉祥及廣州政府的援助比較明顯。
也敘述了一些「新立案」，如「地方外交」：
一些學者注意到地方外交，當時中國內部分裂，除國際承認的北京政府外，廣州政府、東北當局、新疆當局等都有對外的交涉，甚至各大軍閥也都有其 外交代表，常繞過外交部，直接與列強往來。各省交涉員也不時與各國領事有外交往還。北洋時期，中央與地方之間處理外交事務的關系，還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
不論是「翻案」、「再立案」或者「新立案」，我發現，大多數被推重的論著，不但可以滿足學者在知識、認識上的願望，還可以引導我們進一步拓展那「願望」本身的深度與廣度。本節所綜述的綜述文章，也是如此拓展了我願望的廣度；說白一點，就是讓我想去研讀那些名著，學到他們的眼光。
於是，學者在文理脈絡中闡幽發微的進路，便顯得格外可觀了──「深」在其中矣。也於是，我似乎理解了為什麼專題研究成為了現當代史的主流──可以最經濟地承載問題意識及現實關懷。例如對北京政府外交家積極評價的論文，便發展出了一套比較中肯，而使人願意遵循以代替俗見、成見的分析方法與評價標準。有一個人因為這樣一篇文章，改變了他認知外事的意願，就是作者的一分功德。
也因此，我在重讀《中外矛盾與國內政爭：北伐前後章太炎的「反赤」活動與言論 》一文時，便特別注意羅志田老師如何處理章太炎這樣一個極為特殊、又具有代表性的「失敗者」的「願望」。
老師注意到章太炎本人對其政論的重視，和當代、後代人對他這一方面的忽略或「遮醜」，而在文中努力還原了他的意圖，從而展開那一代士人／知識份子，在與現實的失望互動中所折射出的，國民黨不得人心（一部份的人心）的一面，或者軍閥好像還可以寄望一二的一面；這些面向是被後來的革命論述藐視了的，一種被異端化了的民族主義吧。或許，這樣一類對邊緣、角落的關照與重新發掘，也就能在客觀上、在某種意義上，為當代的種種非主流思想，提供與主旋律隱然分庭抗禮的可能。
或許，可以將當代這樣普遍顯隱於學界前沿的慧命，稱為一種賡續內省的「盛世潛流」。
結論與展望：賡續內省的盛世潛流
賡續內省：我們能不斷檢覈自己對歷史的認知，隨時省思自己「願意相信什麼」的那個「願望」，是否存在著問題，能否修正得更具意義與價值。將這樣的思索擴及全民，就是對本國族的隨時重新定位、定性與定調。
江山同學介紹彼得．杜贊奇的著作《Rescuing History for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我大一時讀過後現代主義史學家詹金斯（Keith Jenkins）《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其中一句宗旨，是教人「從對確定性的欲望中解放出來」，我對這句話印象深刻。這裡，或許我們可以把它改一下，改成：「從對良好自我感覺的欲望中解放出來」，作為「賡續內省」的注腳。
孤傲如章太炎，其一些「不太高明的政治活動」底下的精神面貌如何呢？自身的耿介、對政局的孤憤，綜合表現出一篇篇又臭又硬的奇文。在以往的思維中，他的異端表現被國民黨粗暴地發文「通緝」抹煞了；現在我們以後見之明，算能較客觀地看到了他心理活動的一些影跡。然而，有沒有更多探討民國時期當事的主政者、外交家、士人之類心理活動的論著呢？目前似乎是比較少的。我希望能多見一些。
「人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情」，如果我們接受這個說法，那麼，那些「願力」交織而成的，對事情的認識，是如何發展、完成的？這是我最近在思索的一大問題，也或許是研究「國民外交」及相關輿論一個可以切入的視角。
對於事情，願望詢喚解釋，解釋帶出理論，理論型塑認識，認識統合意志，意志構成制約，制約人、我一切從意志到願望的彼此估計，交織成一種霸權，導向不得不順著這套邏輯演進的行為，與相應的反動；無明以生，群黨以成，成為羅志田老師所謂的「機構導致腐化」，或僵化。或許我可以從這一套思路來破解種種外交思維，但又害怕會有簡單化、標籤化的弊病，乃至像1947年2月凱南《長電報》分析蘇聯思維那樣，成了一套自我實現的冷戰預言。希望各位師友能就此困惑予我一些指教。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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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耀：《顧維鈞與華盛頓會議》，《歷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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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朗：《歐洲變局與國民政府的因應──試析二戰爆發前後的中國外交》， 《歷史研究》2004年4期。
羅敏：《中國關於戰後越南問題的認知與實踐(1942-1946)》，《歷史研究》2003年4期。
羅敏：《戰後中國對越政策的演變─以中國國民黨對越黨派工作為中心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2年1期。
[1] 王立新：《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抵制美貨運動》，歷史研究2000年1期。
[2] 王建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史考察》 ，《歷史研究》1997年5期。
[3] 羅志田：《救國抑救民？「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五四期間的社會思潮》，台北《新史學》3卷3期，1992年9月。亦收錄於《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中。
[4] 王建朗，前引文。
[5] 金光耀：《顧維鈞與華盛頓會議》，《歷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
[6] 馮筱才：《滬案交涉、五卅運動與一九二五年的執政府》，《歷史研究》2004年1期。
[7] 羅志田：《中外矛盾與國內政爭──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動與言論》，《歷史研究》1997年6期。
[8] 牛大勇、陳長偉《北伐時期列強對華政策研究評介》，《歷史研究》2005年3期。
[9] 羅志田：《濟南事件與中美關係的轉折》，《歷史研究》1996年2期。
[10] 王建朗，前引文。
[11] 臧運祜：《中日關於濟案的交涉及其「解決」》，《歷史研究》2004年1期。
[12] 周斌：《1928至1929年的反日會》，《近代史研究》2004年2期。
[13] 王建朗：《歐洲變局與國民政府的因應──試析二戰爆發前後的中國外交》， 《歷史研究》2004年4期。
[14] 王建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史考察》 ，《歷史研究》1997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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