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總統用「罄竹難書」來「讚揚」志工團體之後,杜正勝教育部長和李慶安立委在教育委員會有了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

  杜部長為「罄竹難書」作了一個新的解釋:「罄是用盡,竹就是竹片,是在紙張發明前的書寫工具,難是難以,書就是書寫;翻成今天現在的話,就是用盡所有的紙的寫不完,也就是要做的事實在太多。」

  李委員:「所以部長你覺得這個形容沒有錯?」杜部長:「單單就這四個字,沒有錯。」

  「不要因為我們總統說錯你就硬拗,這就不是你部長該做的事,」李委員隨即現學現賣,造了一句:「部長對教育的貢獻真是罄竹難書。」

  其實,我想,部長的新解並不能單純地視為硬拗。請注意「單單就這四個字,沒有錯」這句,部長的意思應是,如果把一句成語從其字面意義重新理解,也可以發展出與習慣用法不同的新意,所以我們不要只因為書上寫、老師說「罄竹難書」只能用在壞事上,就一意這麼認定,而譏嘲總統誤用。

  但是,約定俗成、眾所習慣的用法就可以不必尊重了嗎?李慶安委員回得精彩:「部長對教育的貢獻真是罄竹難書」,這個詞也可以拿來表揚人是嗎?部長您當第一個,請問本席這句是不是在誇獎閣下?

  這種修辭其實很促狹,並不值得鼓勵,只是用來回敬杜部長恰得其所──誰都聽得出李慶安委員的語意是譏刺,但杜部長若要堅持他的邏輯,就只能自食其果,硬生吃下這份「恭維」,其惱羞可想。

  然則,這樁公案還有更值得玩味之處:它展現了「歧義詞語」可能造成的磨擦,以及扭曲詞意可能造成的後果;且再舉「支那」、「台客」二詞來進一步討論。

  「支那」,原來只是China之音譯,並無褒貶之意,康有為之女同璧還作過「我是支那第一人」之詩句;至二十世紀日人侵華時,「支那」逐漸被用來鄙稱國人,而染上了歧視的意味,成為會挑動民族神經的禁語。及至近年,網上有部份台灣人又不時以「支那」稱呼對岸,面臨指責時,則引據故實說「支那」是中性的詞,有人覺得被侮辱是他自己的問題。請問,這種網友筆下的「支那」,是無惡意的音譯,還是鄙視,抑或是比鄙視更為惡劣的捉弄?

  「台客」的情況更複雜,其源流至今莫衷一是,眾人只大概同意,這是一個近乎「土」「俗」的形容詞或代名詞。以前它常被眷村子弟用來鄙稱本省人和本省文化,其帶有貶意應無爭議;可是到了這幾年,在本土文化抬頭的潮流下,卻有一批人開始自居「台客」不慚,以台為榮、以台為傲,讓「台客」宛然成為一面時尚旗幟了。但在此同時,以鄙視、歧視或漠視、平視的態度對待「台客」者仍所在多有,且不拘於省籍族群。那麼,我們到底要如何界定、使用這個詞、如何解讀每個不同的人口中、筆下的「台客」?我個人的態度是:儘量穿越字詞的表面去解讀言者、作者的真意,自己則能不用「台客」就不用,以免引發誤解與爭議。

  隨著時代的演變,字詞難免會出現歧義,但是我們不要主動去製造它、攪和它,更不要利用它去打迷糊仗!陳總統說「罄竹難書」時雖不帶貶意,但已反映他對這個成語的習慣用法與典故缺乏認識,這是再多「新解」也改變不了的事實。總統誤用成語也不算什麼,可怕的是教育部長竟試圖去改變成語的意思來為之文過飾非,而且這種「硬拗」的風氣已行之有年!就像前外交部長陳唐山前年說新加坡「捧中國卵葩」,縱使後來有人考證「卵葩」在古時的閩南語中原是頗文雅的名詞,請問,陳唐山當時那樣說出的那一句話就會因此變得文雅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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