ＰＴＴ歷史板上，有人對〈秦國的立國精神〉問「何謂立國精神」，我想了一下，理出一個輪廓，又聯想到儒家思想裡面的正名問題，竟發明了一個新的觀點。
什麼是立國精神呢？我們先把「國」字作最廣義的解釋，即一個團體，如我們說「誰跟誰是一國的」那種也算。立國精神，就是一些能夠團結、凝聚一群人，讓他們一起立而為國的價值、信念、傳統、訴求－－也就是精神。
在秦國，我想，可以說是周平王的一句：「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嚴酷的生存、發展、鬥爭，讓人熱血沸騰，讓人親愛精誠，但又不只是暴力、征服，還帶有捍衛、發展華夏文明的使命在。
在楚國，是《左傳》裡記載的一句：「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這句話被連橫抄到《台灣通史》序，也被用到〈美麗島〉歌詞，都引得很好，它是真實的描述，美麗的字面下是數不清的艱難過程，也因此更顯浪漫。
而在整個周文明，是《尚書》裡記載的那些，是王官所傳承的宗法、封建社會的價值，孔門發揚了其中的精義，讓這一套在後來兩千多年中持續被統治者與儒生奉以為教。
在雅典，是自由民主；在斯巴達，是勇武剛健；在羅馬，是紀律與榮耀；在阿拉伯，是伊斯蘭；在荷蘭，是海洋貿易；在英國，是光榮革命《權利法案》的制衡精神；在法國，是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是《馬賽曲》；在美國，是《獨立宣言》；在日本，是明治維新以降日漸建構完整的武士道民族主義；在韓國……北韓有主體思想，南韓……我看不太出來。儘管這些價值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與貫徹，儘管它們本身未必對，但它畢竟是普遍根植在這些國家裡面的東西，一種圖騰、象徵吧。
也有不具備立國精神，或者那一套說法很粗糙的國家，像是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的亂世，大多根本只是軍閥，為了羈縻人心，拿儒家那一套來哄人而已；穩踞綱常名教正統的南朝，政治腐敗到骨底，但北方依然帶著自卑感地對南方嚮往，也沒人有另立典範的氣魄，為什麼？百姓和士林嚮往這一套。
於是問題來了。
第一、立國精神名不副實，如之何？第二、舊有的價值、信念如果在新時代不適合了，怎麼辦？
先講秦國。
秦國在襄公之初的一百多年，無疑是很親愛精誠的，全國上下一心，生死與共，要打天下啊，國君都戰死沙場，你還能說什麼。然而到穆公的時代，戎人由余前來考察，就看到而批判了「尚禮義」之中原文明的許多虛假，以及貴族階級的奢侈－－看得出，秦國統治集團已經開始腐化了。穆公大驚，竭力策反，終於招降了由余，之後吞并西戎。在征服之外，由余帶來的「野蠻與文明」的問題，穆公有沒有思索，有沒有處置呢？
我相信一定有。如何維持秦國的立國精神，如何讓秦國繼續走下去，以穆公的智慧，他不會不處置。不管怎樣，霸西戎，應可說是秦立國之後第一個轉捩點。
然而這不可能阻止統治階級的腐化傾向，很簡單，生活安逸了。到孝公的時代，商鞅變法，更讓這精神變了質。
商鞅變法集中了君權，它不僅侵奪貴族的利益，也侵奪庶人的自由。秦國早期能上下一心，是因為上下同欲；到了戰國時代，則愈來愈只是下層單方面地為上層的欲望服務－－雖然法家也能制定很多便民、利民的政策，但根本上還是在為國君的意志運作。從此以後，我會認為，秦國統治者對他們立國精神的態度，便不再是維護，而是消費，無盡的消費。這種情況，至始皇而極致；如果扶蘇繼位，或許還可能有些轉型的思考（因為他沒繼位，所以我們總能說有這種可能），但繼位的是胡亥，事實上是趙高李斯，然後就垮台了。
楚國也是一樣，「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很偉大，但當社稷穩定，步入已開發社會後，你該來點新的了吧？然而沒有，後來他們有沒有再講這一套我都很懷疑。於是楚國貴族豪強作威作福，民變不絕，幾百年都很亂，治也只是一時，然而政府控制力的不足也造就了多元的思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亡秦的不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是浪漫、反威權的楚文化。然而當帶領它的項羽自己成了威權時，項羽還是按自己好惡胡亂封建一通，終於被劉邦打敗。項羽是敗在楚文化在政治上的幼稚與薄弱，他把不適當的、過時的東西拿來當「立國精神」，自己也做不到。
整個周文化、華夏文明「綱常名教」的弊病就更不用說了，今天我們還沒真正釐清。這又牽扯到「過時」的問題了。
原有的過時了，你要有新的，要轉型；原本的一套，不是拋棄，老祖宗的事蹟，仍然是我們的精神遺產。但是，如果你搞不出新的東西來，或者你自己明白你那套不行，通常，人會選擇強調「先民精神」的價值，因為他沒有其他可以說的了。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就陷入了這個死結。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就是這樣。馬世芳先生曾說，台灣如果真的獨立，〈美麗島〉當為國歌，我不以為然。察〈美麗島〉的背景是民歌運動，而牽扯上訴求民主改革的黨外運動，但〈美麗島〉歌曲本身的情感傾向，卻是農業社會的、復古的。如果我們用這種歌曲作為精神支柱，那是在已步入工商業社會、而且還要繼續全球化的現代台灣逆向行駛；一句話，它潛伏著反動思想。
當然，農業、人倫、自然生態很重要，也是我們的本，但我們擁護這些的動機是前進的，還是反動的？重點在心態。而這，似乎也可以詮釋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矛盾：一方面要前進，但其實對復古還是抱有幻想。政客察覺或不自覺地利用了這點，知識份子裡面分得清這些的也不多，價值遂亂。
誠然，現代化過程一定會讓人引發這種矛盾的情感，我也不例外。但是，腦筋還是要清楚，審時度勢，量力而為，該怎樣還得怎樣，不能怎樣就想點別的辦法。不過，談何容易？就算我現在把這道理講透了，我自己也未必能做到。
而這和「正名」的關係何在呢？
《論語‧子路》：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儒家思想的支持者、反對者與使用者，通常都只看到它的一面，而忽略了相對的另一面。
孔子當時為什麼說這話？當時衛君（出公）的父親蒯聵流亡在外，衛人擁立出公，卻拒絕蒯聵回來。這在以親親宗法為「立國精神」的周文明圈是說不通的，你不處理這個問題，你的「國本」就不可能鞏固。這就好比，靠軍事政變上台的民主國家政權，他無法面對憲法，統治也就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總之就是無法得到認同，人民也無所適從。
那麼，該怎麼「正名」呢？兩種方法。一種，是遵從「憲法」，讓自己的言行舉止符合它，並且忠實處理自己所有的「不正」，以博取自己的心安理得，與人民的認同。另外一種，是把原有的憲法推翻掉，自己另外搞一套，或者把原來那套修改一下，改到可以為我服務，然後我根據自己立的規矩行使統治，自然就「名正言順」了。
古今中外絕大多數政權，包括我們這個島上的，採取的都是第二種。問題是，你上層搞的那些，只想到自己，不想到人民，人民自然不會認同，我們也不會買帳，於是事仍然不成，禮樂比不興更糟，刑罰比不中更壞，人民只要情況允許就根本不甩你了。
反對儒家、反對當今政治的人，都會這樣講。問題是，孔子的原意是什麼？孔子主張的「正名」是第一種啊！我們看他的後半段話：「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今中外所有在「立國精神」上面玩弄概念偷換的政權，從以名教桎梏人心的古中國，到軍國主義的日本，到今天以自由民主包裝霸權的美國，他們在「正名」上的錯誤，歸根結柢，就是「苟言」而已矣。
對抗這種虛偽，古中國出了道家思想，現代世界出了後現代主義。然則，批判國族神話畢竟還是很容易的事，如果換成你是當權者，你要怎麼團結民眾，你能怎麼發明一套「立國精神」？
放任自流嗎？那如果庶民社會已經自己形成了一種精神、一種風氣，像香港歌曲〈獅子山下〉那種「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的市井文化，或像台灣中小企業胼手胝足的活力與成就，你要怎麼因勢利導？如果這風氣發展有了不對的苗頭，像南韓暴發戶心態的我群主義，你怎麼辦？
所以，「治大國如烹小鮮」，中國傳統的政治學，實在是有它微妙的至理在的。我從高中開始決定不要輕信五四以來那些簡單、廉價的對儒家思想的批判，我的心態對了，現在它給我回報了。
什麼是立國精神呢？我們先把「國」字作最廣義的解釋，即一個團體，如我們說「誰跟誰是一國的」那種也算。立國精神，就是一些能夠團結、凝聚一群人，讓他們一起立而為國的價值、信念、傳統、訴求－－也就是精神。
在秦國，我想，可以說是周平王的一句：「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嚴酷的生存、發展、鬥爭，讓人熱血沸騰，讓人親愛精誠，但又不只是暴力、征服，還帶有捍衛、發展華夏文明的使命在。
在楚國，是《左傳》裡記載的一句：「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這句話被連橫抄到《台灣通史》序，也被用到〈美麗島〉歌詞，都引得很好，它是真實的描述，美麗的字面下是數不清的艱難過程，也因此更顯浪漫。
而在整個周文明，是《尚書》裡記載的那些，是王官所傳承的宗法、封建社會的價值，孔門發揚了其中的精義，讓這一套在後來兩千多年中持續被統治者與儒生奉以為教。
在雅典，是自由民主；在斯巴達，是勇武剛健；在羅馬，是紀律與榮耀；在阿拉伯，是伊斯蘭；在荷蘭，是海洋貿易；在英國，是光榮革命《權利法案》的制衡精神；在法國，是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是《馬賽曲》；在美國，是《獨立宣言》；在日本，是明治維新以降日漸建構完整的武士道民族主義；在韓國……北韓有主體思想，南韓……我看不太出來。儘管這些價值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與貫徹，儘管它們本身未必對，但它畢竟是普遍根植在這些國家裡面的東西，一種圖騰、象徵吧。
也有不具備立國精神，或者那一套說法很粗糙的國家，像是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的亂世，大多根本只是軍閥，為了羈縻人心，拿儒家那一套來哄人而已；穩踞綱常名教正統的南朝，政治腐敗到骨底，但北方依然帶著自卑感地對南方嚮往，也沒人有另立典範的氣魄，為什麼？百姓和士林嚮往這一套。
於是問題來了。
第一、立國精神名不副實，如之何？第二、舊有的價值、信念如果在新時代不適合了，怎麼辦？
先講秦國。
秦國在襄公之初的一百多年，無疑是很親愛精誠的，全國上下一心，生死與共，要打天下啊，國君都戰死沙場，你還能說什麼。然而到穆公的時代，戎人由余前來考察，就看到而批判了「尚禮義」之中原文明的許多虛假，以及貴族階級的奢侈－－看得出，秦國統治集團已經開始腐化了。穆公大驚，竭力策反，終於招降了由余，之後吞并西戎。在征服之外，由余帶來的「野蠻與文明」的問題，穆公有沒有思索，有沒有處置呢？
我相信一定有。如何維持秦國的立國精神，如何讓秦國繼續走下去，以穆公的智慧，他不會不處置。不管怎樣，霸西戎，應可說是秦立國之後第一個轉捩點。
然而這不可能阻止統治階級的腐化傾向，很簡單，生活安逸了。到孝公的時代，商鞅變法，更讓這精神變了質。
商鞅變法集中了君權，它不僅侵奪貴族的利益，也侵奪庶人的自由。秦國早期能上下一心，是因為上下同欲；到了戰國時代，則愈來愈只是下層單方面地為上層的欲望服務－－雖然法家也能制定很多便民、利民的政策，但根本上還是在為國君的意志運作。從此以後，我會認為，秦國統治者對他們立國精神的態度，便不再是維護，而是消費，無盡的消費。這種情況，至始皇而極致；如果扶蘇繼位，或許還可能有些轉型的思考（因為他沒繼位，所以我們總能說有這種可能），但繼位的是胡亥，事實上是趙高李斯，然後就垮台了。
楚國也是一樣，「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很偉大，但當社稷穩定，步入已開發社會後，你該來點新的了吧？然而沒有，後來他們有沒有再講這一套我都很懷疑。於是楚國貴族豪強作威作福，民變不絕，幾百年都很亂，治也只是一時，然而政府控制力的不足也造就了多元的思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亡秦的不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是浪漫、反威權的楚文化。然而當帶領它的項羽自己成了威權時，項羽還是按自己好惡胡亂封建一通，終於被劉邦打敗。項羽是敗在楚文化在政治上的幼稚與薄弱，他把不適當的、過時的東西拿來當「立國精神」，自己也做不到。
整個周文化、華夏文明「綱常名教」的弊病就更不用說了，今天我們還沒真正釐清。這又牽扯到「過時」的問題了。
原有的過時了，你要有新的，要轉型；原本的一套，不是拋棄，老祖宗的事蹟，仍然是我們的精神遺產。但是，如果你搞不出新的東西來，或者你自己明白你那套不行，通常，人會選擇強調「先民精神」的價值，因為他沒有其他可以說的了。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就陷入了這個死結。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就是這樣。馬世芳先生曾說，台灣如果真的獨立，〈美麗島〉當為國歌，我不以為然。察〈美麗島〉的背景是民歌運動，而牽扯上訴求民主改革的黨外運動，但〈美麗島〉歌曲本身的情感傾向，卻是農業社會的、復古的。如果我們用這種歌曲作為精神支柱，那是在已步入工商業社會、而且還要繼續全球化的現代台灣逆向行駛；一句話，它潛伏著反動思想。
當然，農業、人倫、自然生態很重要，也是我們的本，但我們擁護這些的動機是前進的，還是反動的？重點在心態。而這，似乎也可以詮釋台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矛盾：一方面要前進，但其實對復古還是抱有幻想。政客察覺或不自覺地利用了這點，知識份子裡面分得清這些的也不多，價值遂亂。
誠然，現代化過程一定會讓人引發這種矛盾的情感，我也不例外。但是，腦筋還是要清楚，審時度勢，量力而為，該怎樣還得怎樣，不能怎樣就想點別的辦法。不過，談何容易？就算我現在把這道理講透了，我自己也未必能做到。
而這和「正名」的關係何在呢？
《論語‧子路》：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儒家思想的支持者、反對者與使用者，通常都只看到它的一面，而忽略了相對的另一面。
孔子當時為什麼說這話？當時衛君（出公）的父親蒯聵流亡在外，衛人擁立出公，卻拒絕蒯聵回來。這在以親親宗法為「立國精神」的周文明圈是說不通的，你不處理這個問題，你的「國本」就不可能鞏固。這就好比，靠軍事政變上台的民主國家政權，他無法面對憲法，統治也就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總之就是無法得到認同，人民也無所適從。
那麼，該怎麼「正名」呢？兩種方法。一種，是遵從「憲法」，讓自己的言行舉止符合它，並且忠實處理自己所有的「不正」，以博取自己的心安理得，與人民的認同。另外一種，是把原有的憲法推翻掉，自己另外搞一套，或者把原來那套修改一下，改到可以為我服務，然後我根據自己立的規矩行使統治，自然就「名正言順」了。
古今中外絕大多數政權，包括我們這個島上的，採取的都是第二種。問題是，你上層搞的那些，只想到自己，不想到人民，人民自然不會認同，我們也不會買帳，於是事仍然不成，禮樂比不興更糟，刑罰比不中更壞，人民只要情況允許就根本不甩你了。
反對儒家、反對當今政治的人，都會這樣講。問題是，孔子的原意是什麼？孔子主張的「正名」是第一種啊！我們看他的後半段話：「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今中外所有在「立國精神」上面玩弄概念偷換的政權，從以名教桎梏人心的古中國，到軍國主義的日本，到今天以自由民主包裝霸權的美國，他們在「正名」上的錯誤，歸根結柢，就是「苟言」而已矣。
對抗這種虛偽，古中國出了道家思想，現代世界出了後現代主義。然則，批判國族神話畢竟還是很容易的事，如果換成你是當權者，你要怎麼團結民眾，你能怎麼發明一套「立國精神」？
放任自流嗎？那如果庶民社會已經自己形成了一種精神、一種風氣，像香港歌曲〈獅子山下〉那種「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的市井文化，或像台灣中小企業胼手胝足的活力與成就，你要怎麼因勢利導？如果這風氣發展有了不對的苗頭，像南韓暴發戶心態的我群主義，你怎麼辦？
所以，「治大國如烹小鮮」，中國傳統的政治學，實在是有它微妙的至理在的。我從高中開始決定不要輕信五四以來那些簡單、廉價的對儒家思想的批判，我的心態對了，現在它給我回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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