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片天

　　　　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二、三）

　　二十四日週一，戴錦華「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第三講，聽者百餘，擺在講桌上的錄音機，十二具；講台下肯定還有，真是漪歟盛哉。我的是右下角那具藍色的。現代科技就是好啊。

　　我先敘述一下十七日第二講的概要。各位如果沒有讀過一些相關的文章，看起來可能如視天書。如果是這樣，讓我說一聲不好意思。然而我不打算作些概括性的敘述說「文化研究是什麼」，雖然我從老師的講授裡約略領會到了，但我不能講。這有點像禪學，應該各位自己去從中觀察、體會。

　　在第二講中，戴錦華老師闡述了「文化研究」的性質、特徵、脈絡，總而言之，我理解為「心法」，一種「道可道，非常道」的「法無定法」的心法──「如果我們先說文化研究是什麼、它作為一個學科的界定的是什麼，那麼，我們就走到了它的反面。」

　　「文化研究」它本身是反理論的、試圖突破那些界定的。何謂理論？「理論是和創作不同樣式的表意實踐」。而在文化研究裡面，一、理論與實踐的界限被打破；二、理論即實踐。

　　文化研究是不能武斷定義的。它是一個極為廣闊的光譜，包含各種思想、學術、理論；其一端是學院，一端是直接的實
踐。

　　英國的「文化研究之父」，斯圖爾特．霍爾，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兩個範式：一、文化主義；二、結構主義。

　　馬克思主義「們」──Marxisms，包括古典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結構馬克思主義、新左派......則在其中成為文化研究基本立論的理論支點，而又和後現代主義相撞。（又天按：我覺得Marxisms在中文可以「諸馬克思主義」「諸馬」來表述）

　　後現代主義，是宣告一系列的死亡：主體不復成立，客體亦亡──「所有描述都是能指的滑動而已。」

　　客體死亡，很重要啊。馬克思主義最後是要發動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啊；那這個人類得在，我們才能去解放他們；共產主義的理想得在，我們才能去實現它們啊。而後現代主義說，所有這些描述，都只是能指之間的遊戲與滑動而已。

　　馬克思主義的盲點：在馬克思眼中，不真正存在著非歐洲世界。當它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秘密時，世界因而改觀；然而，我們以後見之明觀之，它仍然只是歐洲人所講述的歐洲史。歐洲不是世界，只是世界的一部份，它所有的理論，面對的都是它自己的歷史。然而，你可以因此就說它不合我們中國國情嗎？卻也不然。至少，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就不可逆地被捲入到了現代化、全球化的歷史。

　　文化研究的「三角」，三大關注議題：階級、性別、種族。這在西方已幾乎成為陳腔濫調，但在中國仍具有巨大的活力。

　　──老師從這三角展開介紹了五十、六十年代歐美的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學生運動，以及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

　　性別方面，從中國由官方暴力推動而成的婦女解放談起，談到性別主義對兩性的壓迫，談到美國「郊區家庭主婦的無名痛」（而黑人婦女是整天為生計和家庭操勞的「全日痛」），談到朱天心《袋鼠媽媽》（哺乳期婦女永遠和你講同一個故事），而以「單一性別／階級視點將使其前提建立在巨大盲視上」小結。

　　階級方面，談到這個詞在八十年代以降的中國幾乎成為禁忌，學者和作家們似乎有意識了創造了「階層」一詞來代替，而一樣東西的禁忌越強，便代表它的現實存在越巨大。從此，老師又轉回去敘述階級論述的產生地：工業革命之下的英國。「階級論述伴隨產業工人而生。」

　　種族方面，談了黑人民權運動，提到了老師在書裡談過的《阿甘正傳》──民權運動在《阿甘正傳》缺席、被淡化了。

　　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有國企工人下崗（雖說公布的下崗性別比率是一半男一半女，但這數據隱匿了女性原先就不到30%的上崗率），有農村打工妹湧入血汗工廠，而城市女工下崗，因為企業主不欲負擔其成本較高的社會保障。此外，中國尚有「地域問題」：內部移民、內部殖民。存在著城市、鄉村、沿海、內陸、男性、女性......的中國，這些都是文化研究關注之所。

　　文化研究一個特徵，研究對象之轉移：從精英文化到大眾文化，或到亞文化（次文化）；從文本擴展到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

　　另一基本特徵：當代性（參閱戴師演講〈活著的知識〉）；身體性的關注；關注日常生活；凸顯文化現象的政治性。如此，文化研究，遂成為對政治的重新闡釋，我們要能在其中發現新的可能。

　　　　文化研究第三講（我在課堂上當場以電腦作的筆記）

　　今天繼續緒論。

　　上一節講，文化研究是一寬泛光譜，拓展人文研究。補充：當我們擴展文研領域時，我們看到的只是它展示給我們的另一面向，文化研究只是將之打通。

　　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擴展是「媒介」。Media。

　　Media是泛指。媒體的出現打破了內與外，打破了公私空間，讓我們也有了在內部空間掌握外部的幻覺。然而我們要置疑：150個頻道是否能讓你掌握畫面──它們都經過權力機制的預先篩選。

　　當電視進入家庭，美軍出兵越南，燃燒彈燒叢林，在這樣的對抗中越南居然沒有投降，把美國拖進了泥淖，拖進了美國史上唯一絕對意義的失敗。──華盛頓紀念碑上有每一個死者之名，每次去都能看到有人買小鉛筆拓下自己親人的名字。

　　當我們說B-52效應時，我們是說，所有發達國家觀眾第一次在電視中看到殘酷戰爭。六十年代全球偶像切．格瓦拉於焉而生，他《致三大洲同胞書》製造了許多小越南。作為傳媒效應時，切，永恆的、不死的青春偶像，催生了歐美六十年代基進的民主運動。

　　傳播學一向以它、置身定位在社會和自然科學中間的位置來突顯其在人文學中不俱備的客觀性。尤其當它可以計量分析時，就比人文學客觀得多，如審美尺度──傳播學曾經宣稱他們可以用統計方法科學地調查這些那些。而文化研究在之中對傳播學作出了接觸與批判。

　　（當我有一個簡單的概括時，大家要小心，那裡面一定有遮蔽）

　　文化研究──在傳統學科停止之處，文化研究開始。文化研究起步於傳統學科停止的地方。

　　如社會學止於客觀分析，傳播學止於定量定性，文化研究於焉開始。故，文化研究似乎很便宜、很容易，和日常生活有如此多共通處，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但絕對不是這樣。文化研究的嘗試是：它試圖填補經典學科達不到的地方。經典學科的成熟、它的積澱、它的傳統，賦予它力量，同時給予它限定；文化研究要借助這種力量，同時打破這種限定。

　　那麼，文化研究更重要的是其為一種思想方法，而非對象的限定。什麼都可以成為、也都可能不是文化研究。如手機文化，一定是文化研究嗎？未必。有可能只是「不就是為傳媒總結熱點嗎？」......研究莎士比亞、紅樓夢一樣可能成為文化研究。然而分際在於如何處理你的對象。

　　文化研究觸到畫地為牢、自我規限的狀態時，文化研究要打破它，填補裂隙、空白、間隔。

　　文化研究在五十年代誕生，其全面發展基本是在歐洲紅色六十年代退潮後。歐洲紅色六十年代，是我們做任何研究都要考量的一個參數。

　　中國文革不僅是慘痛史，它也是不斷的糾纏縈繞。歷史不是神聖也不是唯一也不是線性的，大家也不要相信歷史斷裂的說法，歷史的斷裂從來是抽刀斷水水更流。凡史皆當代。

　　回來。今天我們一切價值觀與習慣都離不開那個參數。

　　如果大家真對文革史有稍做追究、探求，你會發現它也不是自外於當時世界史的。當你看當時世界史時，你也會不自覺地攜帶著中國六十年代的看法──我們嚮往反叛的歐洲六十年代，憎惡當時的文革中國，乃至因而以嘲笑的後見之明的態度面對全球六十年代。

　　社會學者、人文學者撰寫的六十年代，立場可能相同，故事卻可能完全不同，文化研究就是打算溝通、連貫之。

　　全球六十年代有多種描述可能，世界發展是如此不平衡，以致六十年代有提出一重要概念：消費主義是不斷建構出來的──人們喪失了真實的欲望，只留下對欲望的欲望（我們渴望擁有欲望），我們所有欲望都是真實欲望的替代品。（又天按：此辜鴻銘所謂「古之嫖者為己，今之嫖者為人」之謂歟？）

　　然則這可以應用於發達歐美，而不適於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真實的願望而非欲望──溫飽。

　　此題彼題始終連接在一起。

　　我大二後自覺地多讀政經著作，這對我的人文打開了許多面向，如在那之前我不知非洲是最大貿易出口洲。當你把它和非洲之貧連結，你才明白那些說教（資本主義世界......）不是教條，也不是人文主義者立場的選擇，而是這世界運作基本的邏輯。

　　文化研究自身是歐美六十年代的遺腹子。六十年代是一熊熊簼火，它熊熊燃燒，也燒盡自身，德里達：它給世界留下的是灰燼。文化研究是在灰燼中誕生，而帶著六十年代留給世界的所有問題（未解決），以致我們也必須處理它留下的歷史債務（德里達）。

　　沒有繼承遺產不接受債務的。德里達：當我們接受這個觀念時，我們也可以說：也沒有任何歷史債務，不帶遺產價值。

　　今天的野馬跑得不太好。

　　文化研究要填補的空白：六十年代歐洲學院最後一次成為革命中心、反叛堡壘。發達國家在消費上消滅了階級、收買工人、工會黃色化......然而社會上階級仍然存在。當他論述世界時，他眼中仍只有歐洲，他沒看到此時......正迅速轉入第三世界，羊吃人......歐洲圈地時農民是被暴力驅逐，而在第三世界，是無數農民心甘情願懷著美好憧憬進城打工。在第三世界和北京機場，我都聽到這樣的母親的話：「不要回來。」兩次我都哭了。是什麼樣的精神，讓母親囑託兒女不要回來？

　　是時，第三世界，最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開始被建構出來。

　　全國總工會治下的工人，藕斷絲連地牽連著社會主義的歷史。

　　工人曾經有最高社會象徵地位......崔永元節目曾說「咱們工人有技術」（我是唱「咱們工人有力量」長大的）......男性工人是否交不到女朋友，而透過嘉賓訪談，結論是無此事......那為什麼要做這節目？只因為他們是特殊，只是少數的一群有技術的工人......其他呢？

　　當工人階級也腐敗時，革命的希望何在──大學？歐美紅色六十年代似乎印證了這一點。趙剛譯：《開端還是終結？》在六十年代，既是開端也是終結，我們經歷了難以想像的獨特的歷史，而它再一次封閉了學院的空間，朝向社會，把學院再次封閉起來了。這是雙重封閉：68年開始的歐洲學生運動曾經點燃無數希望，又迅速無情地覆滅，以致幻滅與打擊。在此之後，人們把對社會變革的熱情，轉到了批判性的文化研究中。

　　羅蘭巴特：如果我們不能推翻社會秩序，就讓我們去顛覆語言秩序吧。

　　人們的熱情，空前地轉向了語言、文化，要顛覆所有支撐論述，展現政治合法性的東西。

　　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成為了絕對主導力量，而在批判中，文化被極大地突顯。大學開始更深刻地封閉起來。政治留居地──一幫人被趕到裡面去，愛談啥談啥，愛幹啥幹啥，秀才造反，而資本主義方興未艾、蓬蓬勃勃、摧枯拉朽、繼續前進。

　　文化研究能否打破封閉，讓批判理論不止於精神的自我愉悅──悲情正義（而其實你處在安全地帶）？

　　文化研究一突破、填補的訴求，是把日常生活再度納入學院，使學院與之互動。

　　包德里亞：大學早在六十年代到來前已經死亡。當巴黎大學上街建構街壘時，它揮舞的不過是一個死嬰。

　　六十年代後，大學作為世界變革力量的積蓄地，開始萎縮。美國笑話：富家子在哈佛一年級對律師說：資本萬惡，我放棄遺產。律師：我只建議你過兩年再來。

　　文化研究的核心是批判。它是粉紅的、左翼的──它很難定義，因為它是相對的。但我們用left時又有一約定俗成的概念在其中：它有變革世界的願望。1987年，我曾出席一次重要學術會議，在那裡我們命名了第五代，當時介紹一台灣學者，介紹說：「他是台灣的左派──也就是我們中國的右派。」當下眾人鼓掌歡迎──異議份子是也。

　　反右鬥爭時，90%以上的右派，其實是真正意義上的左派。他們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批評當局對自己信念的背離。而最後，你被打成右派，然後，你心悅誠服地認為「我就是右派」──這選擇的過程相當地驚心。

　　今天再用中國式的左右劃分去看世界的左翼會有很多問題。我們還要連繫冷戰史。──左翼等不等於社會主義政權？歐洲新左派──歐洲六十年代：「新左派，什麼時候是新的？」中國在九十年代也出了新左派。歐新左：社會主義但反對蘇聯政權。中國著名自由派學者：從清算法國大革命開始。我欽佩他們自掘祖墳的精神。

　　當我們討論左翼時，勿忘：左翼從來有一面旗幟「自由」，相對於奴役、暴力、權力邏輯，然而冷戰時代，「自由」這旗幟被右翼拿走了。今天，我想是左翼收回這旗幟的時候，但是有很多障礙在，因此中國才會有那麼多爭論。

　　文化研究是批判的，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批評、論戰，而是康德意義上的批判──我們在對知識的批判性當中，重新選擇或產出「有用」的知識──什麼是對我們的生活、而不只是對學院的再生產有益的。文化研究是生產有用知識的煉金術。文化研究最終都要回到自身，使之成為生產有用知識的煉金術。故，文化研究對每一個人都是有意義的，因它最後訴求是更新我們的活的知識。

　　（學院一個標準就是看你有沒有「戀屍癖」，有著你的等級高，無者你還不行）

　　文化研究因為有這樣一些特徵，故它具有議題的開放性──沒有什麼不是文化研究。

　　它具有理論的多樣性。

　　它具有反思性──這詞被濫用了。八十年代有一特徵：以反思的名義拒絕反思。例如「中國歷史是超穩定結構，西方是線性發展」，得出這些結論的學者可都是熟讀歷史的人。

　　尋根文學中十篇有八篇是絕根文學；電影幾乎都在重複一個：無水的土地、無偶的男人，宣告著死滅的結論。這樣自我批判、否定，有生機乎？是反思乎？不然。

　　反思是回到自身。文化研究強調的是反思性。中國歷史研究在九十年代表現出了巨大的反思性，它與西方歷史的差異開始被揭示出來。

　　當你不斷質問自身時，一個古老命題「我是誰」來了。你會發現這一切都太不可靠。另，「人是什麼？」整個二十世紀，關於人的由來，沒有推進。

　　文化研究，因其反思的深入和強烈，所以它要不斷地回到自身，檢討它的定義。每一個有進取心的人文社會學者都不可能對文化研究無動於衷。然則，如比較文學，當整個社會都接受、襲用了它的方法，「文化研究」好像就變得沒有這麼重要......

　　（下課休息）

　　我們再講文化研究在這巨大命題面前必然要面對的問題。英國學者詹ｘ斯、Richard Johnson：文化研究的學者經常表現出一種孤兒的尋父焦慮。因為它沒門沒派、沒根沒稍，而著急：我的出處是什麼？我也如此諷刺過華語男性文化研究學者，他們很著急地起來跟我吵（一個談魯迅、一個陳映真──他們都說中國早就有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特愛寫自己的歷史，追述自己的譜系。現在我批判完了我就要幹這件事。這兩點表現出文化研究者的不安全感和對自身邊緣性的自覺。

　　1994年，我發現每個美國學者都說自己是在搞文化研究的。可是美國迄今只有一所大學（北卡大）建立了文化研究系，它旁邊是杜克大學（學者ｘｘ常被引用...）。澳洲是文化研究最發達的社會空間，但文化研究中心和文化研究系在澳洲是建在Sydney科技大學，和Sydney大學一牆之隔；香港，建立在嶺南大學而不建在港大或中大。

　　1995年，我在北大建立中國第一個文化研究室，五年後中國文化研究遍地生根，我工作室還是那麼小。上海在師範大學成立文化研究系......這都說明文化研究和傳統學科的張力。它必然在學院中面臨不安全感。（此還不甚了然）

　　英國的文化研究留給了文化研究最清晰的歷史脈絡，和一可借鑑的學術傳統。

　　英國文化研究的前史：

　　1995年我請一美國人類學教授，羅麗莎，來開seminar，「文化研究的孤兒焦慮使文化研究者都想獨尊」，使得英國Stuwart Hall被稱為文化研究之父......文化研究之祖父，基本上是：

　　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霍加特、
　　E. P. Thompson。

　　Raymond Williams更重要些，足以開一門以上的課。他在戰後的位置接近於沙特和戰後歐洲（大家大概不怎麼知道沙特了。沙特去世時巴黎萬人空巷。）我同學：「他是唯一的一座橋，連接著戰前和我們的世界。」沙特是歐洲年輕人的思想領袖，帶領大家走過一次次的反抗熱潮。他還沒死去已被埋葬。八十年代時，歷史鐘擺從左向右擺（雷根、柴契爾）。右翼思想家雷蒙阿龍再度成為思想界旗幟。沙特似死逢其時。

　　他們是最後一代知識份子intellectual。（「我控訴」）他們在那時給今日世界提供了一個令人嚮往的角色：知識份子。在中國知識份子是指教育程度，然而俄、法傳統的知識份子都是功能性的：一個鐵肩擔道義的角色，你站出來時你是，你退回去了就不再是。這東西是廣義的也是狹義的。而在法國，知識份子的傳統和形象始終和左翼、社會主義連接在一起。

　　...他們把自己放在戰鬥前沿、社會前沿，帶領人反抗不公不義...

　　R.W和沙特的不同：沙特的存在主義是說「我們有說不的權利」，人自身定義自我存在....人可以拒絕來顯現自己的價值。儘管這個「不」說出的時候通常就意味著自我放逐。沙特的選擇......而ＲＷ的實踐相當具體：他以參與為己任。他置自己之身於某種教條主義的自我約束，ＲＷ在每一時刻都在選擇他認為更有益的去參加（見兩惡相交，擇其較善者而從之），它曾參加英共又參加工黨：週二投工黨，週三寫社論抨擊工黨，週四帶人上街抗議工黨政策。ＲＷ表現了一以貫之的社會ｘｘ，堅定站在多數被壓迫者的立場，沙特則有猶疑。而且，他們還沒有被學院分工給限定。ＲＷ也寫小說、劇本，寫各種領域的論文，成為很多報紙的社論主筆。而沙特的文學成就較高。

　　他們保持著社會的有機性。

　　英國仍然是戰後國家中社會福利政策最差的國家之一（...它自外歐洲，英美的政治聯盟不在種族語言，而在金融......歐元之超出美元體現著世界力量的改變......）至今仍然。

　　歐洲福利制度一重要改革為減免大學學費。英國在戰後才如此。失業衝擊下，工人子弟再度喪失入學機會。英國又把大學商品化......一所學校有六萬中國學生......

　　三祖父的共同特徵：都出身英國工人階級家庭。至今，英國較有旗幟意義的學者亦多出焉。（他們在傳播系、電影系、英語系...）

　　ＲＷ在劍橋任教時，代表了一個全新的階級身份，加入了學院和生產中......他們有很強的成為自己階級代言人的意識。...給文化研究留下了一個底色。

　　ＥＰＴ是史學家，《英國工人階級的再生》：「英國工人階級不是從某地方調來的，而是在歷史過程中慢慢產生的。」

　　ＲＷ：《文化與社會關鍵詞》。

　　霍加特（社會學家？他的學科歸屬不太清晰）：《識字的用途》Use of Literacy，這literacy也有翻為「文化」的，我認為該翻「基本教養」。他以民族誌式的寫法研究工人群體的文化，研究經過掃盲的社會群體的、關於身份的自我表述。

　　另一特徵：他們都和英國一個重要社會群體有關係：新左派New left。在英國這名詞一點也不抽象，它來自《新左評論雜誌》New Left Reviews。這雜誌面向的群體即後來之新左派。他們都曾經和英國共產黨發生連繫，是黨員或同路人，大部份都在1950脫黨，只有一位沒脫黨：歷史學家霍布斯邦，他是整個歐洲屈指可數仍然沒有退黨的英國共產黨。

　　1950年代，英國共產黨因教條化和對第三國際的盲從，還有史達林、赫魯雪夫的（暴政），使這些人脫離、游離了共黨，然後重新集結，成新左雜誌。

　　（提到Perry Anderson）

　　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史學家成為新左雜誌的中堅力量，一些學文學的人為另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新左雜誌成為一個中介物Media，接起了文化研究的祖父們，促成了伯明罕學派的產生。文化研究之父Hall進入伯明罕大學前即新左雜誌之主編。

　　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雙重批判、雙重拒絕，尋找第三條路，成為文化研究的最重要基點、參數。

　　伯明罕學派：

　　1964年，英國伯明罕大學成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ＣＣＣＳ，意味著文化研究第一個機構在世界上出現。第一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為霍加特。有趣的是：伯明罕大學當年是英國的三流大學，現在仍然是。然而文化研究在伯明罕成為顯學，這是一個絕對自覺的選擇：霍加特有意地選擇一個較低、較邊緣的地方，作為文化研究展開的地方與對象。

　　伯明罕大學之前做的是工人階級業餘教育。階級是最早的文化研究實踐。

　　伯明罕中心聚集的學者後來成了在世界遍地開花的人力資源，（走來走去就那麼幾個人）。他以高密度的方式，打開了一塊全新的學術領域。

（下課）